（上接第23版）

　　20世纪初期，从决澜社、林风眠先生，他们引出中西调和的这个线在这一百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中国当代艺术仍是无根状态的，是知识分子在国际通行的语言形势下的相对漂浮。看了许江的展览，这是一个在今天来说很难得的展览，是为漂浮着的当代艺术形式语言和中国艺术搭起的桥梁，不是在过去历史中去找，更多的是本土重建，我们怎样建造起这样关系。21世纪整个人类文化发展新的课题，是在不分享共同文明的价值下，怎样去建构起文化的途径，发展我们的关联。回到“致葵园”，它恰恰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像许江先生这一代的艺术家，他是处于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因为他们从事艺术30多年了，这30多年各种艺术语言不断冒出来，整个20世纪的文化都是求新、求变，但求新和求变要朝向哪个方面，如何固守心灵中的葵园，这个展览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启发，这种文脉，跟整个国美的文脉是关联的。关于这个展览，我看到很明显的意义是艺术家对画室的坚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室，艺术家在阳光下不断地去工作，我想“本土重建”，核心是要建一个这样属于艺术家的画室时光，一个属于我们的文化情境，这是我最明确的感受。

　　王澍（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在2000年初的时候，许江老师有段时间对人类学的兴趣，在西方的理论里，人类学主要是想越过今天的文化背景来探讨整个世界的，各个民族之间有没有一个更基层的、可以共享的可以探讨的一个文化的层次？这就是关于人类学的一个讨论，这里核心的内容是关于整体性和真正的差异性是不是可以共存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今天在许江老师的画里可以看出来。

　　另外,所谓本土重建,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精神价值观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状态，我经常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价值观，这个土地上价值观完全崩溃，处在混乱的状态中。第二，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崩溃，处在几乎要灭绝的状态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讨论本土的重建，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一个精神性，许江老师的画抛开所有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当然这里面我觉得是非常挣扎的。我一看到这些葵花我就在问，这些葵花有精神上的主体性吗？我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至少许江老师是意识到这些葵花是没有精神性的主体性情况下，他在发问，他在追问，因为这里头我们看到，他跟梵高的葵花不一样，梵高的葵花是个人的主体性的表达，而许江所有的葵花全部是群体，全部是俯看，这种人性不是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性，它是一种结构性的俯看，大观的人性，这样的一种绘画，我觉得它已经超出了我们一般说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方式，它带有强烈的追问性的意图。

　　杨劲松（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

　　“致葵园”所带来的视觉震撼，在其艺术本身，在于作品群扑面而来的人文情怀和作品里的那个理想主体的建构性上。这是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凸显出来的文化命题，也是几代人苦苦寻觅并期待结果的集体憧憬。

　　于我而言，“葵园”里身临其境所引发的则是对我们这代人的角色追问：追问那个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之百废待兴的一代人，那个崇尚理想、“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些个有着相似历史境遇、命运多舛且正从事着教育事业转折性的一代人，这代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角色的自我塑造，和作为这代人的筚路蓝缕，和继往开来的坚定背影。他们形似苍黄遒劲、排列齐整的葵阵……

　　显然，“致葵园”不只是对理想主体的礼赞，也是许江院长以全部的人文情怀对理想家园的实现和创造。直白地说，其实是展现出了一种关于理想实现与创造的可能性，一种把视觉艺术教育与实践具体化的思考方式，一种除却理想激情下的全球化视域里的文化态度。因此，我的感受是21世纪趋势里的文化创造性体现在教育的具体工作中，更体现在新的人文精神与理想主体性的实现过程里。

　　井士剑（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许江老师为我们今天创造了一个艺术创造的方法论，首先在思想上，他的文脉和历史传承给予我们未来的指向，另外在技法上，作为一个画家，我感叹其形式上的抽象语言的具体建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笔触非常具有一种速度感，我很少看到这样，这种速度感是凝固的，它充分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匆匆而过但是又凝固在这样一个葵园的具有精神性的节点上。 我用一首诗来表达我对许老师作品的一种观后感。

　　《将黑暗追扎出光明》——读《致葵园》

　　从前你追逐着阳光的翅膀，

　　绽放出灿烂的脸庞，

　　时间与空间汇成碎痕，

　　使你昂起高傲的头颅抖落出铁齿般粒粒葵籽，

　　你从未弯曲的身躯，

　　倔强，

　　耸立，

　　宁折不苟。

　　历史与使命托起你的肖像，

　　却被自身砍下了头颅，

　　将黑暗追扎出光明。

　　如今你被重新树立在大地，

　　只是不愿被世人嗑嚼，

　　褪去你坚硬的外壳，

　　吞噬你心灵的骨血，

　　此时你静静地等待琥珀之舟，

　　不是你安身立木的释然，

　　昂头或垂首，

　　注视着人间凡事，

　　心系那阳光与黑土，

　　挣扎般在那不流血的心脏！

　　张晴（上海美术馆副馆长）：

　　“葵园”是许江作为自然世界对立面的历史世界的图像的重心。葵园的命运需要的是许江的生命体验而非科学实验，是“看”的能力而非谋略的能力，是心灵与命运感的深度而非才智的形成，许江一意将葵园化为生命本身。确认是心的方向，在急速飞驰般的画面中率领人们的目光穿越模糊和恐惧，与许江一起在葵园中相互成为心灵世界的“共生”，这就是葵与生命的咏叹，这就是精神性的艺术与宗教的版图，也是生命洞见与灵魂漫游的葵园。

　　因此，是它让我们得以通过“致葵园：许江新作展”来“近观”许江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在细细的“近观”中，我看到了一个更远的许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阳光下的画家，一个同时有着深度、高度和广度的艺术家和学者。

　　首先，我看到的是一个“心悬地平线的远望者”。像所有有思辨的知识分子一样，许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尽管高瞻远瞩，登高望远，但并不一头钻入象牙塔，而是始终心系“地平线”，心系社会，心系现实。

　　许江的绘画作品努力重建一种全球化境遇下“中国式”的诗意：韵味和意境，其他的景物既是自己心灵的表述，也是对自然和人文世界的思索。无论是他的油画还是水彩画，无论是装置还是雕塑，都涌动着心灵与自然的交汇和悸动，充塞着一种悠然的宇宙感和孤独感，许江在本土重建的过程中，独自深歌，通会古今。

　　在许江的心目中，葵园一直作为一种象征，葵园中的一切诉求包含了空间、意志和力量及其奋斗。因此，葵园的意志与葵园的想象空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形式，园的容量和葵的强度和概念就有赖于这一形式，与许江的心灵图像有着同一意义。这是浮士德文化的象征，是和所有心智创造所共同拥有的时空。

　　对于那具有文化风格和命远渴望的葵园，许江执意去拯救，这个拯救本身有别于文化之前和文化之后的命运形式，在葵园中，许江像雪葵那样，“坚守大地，坚守一种拯救！”为了这永难磨灭的渴求，许江独自站在茫茫葵园中抖出超常的心智和英雄般的力量去拯救，去拯救满身伤痕的葵盘！去拯救，去拯救永眠土地的葵根！许江使劲舞动着生命般的画笔，渴望被拯救的葵园一定会复活如初。

　　张坚（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

　　绘画的具象性及其主题的生成与流向，是在持续地回避、抵御和破解符号化的观看的诱惑的过程中获得真实意义，许江当然也身处这股潮流中间，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更多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情怀，坚持选择那些隐含着厚重的历史感的对象作为自己的画作主题，他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那些具有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象征意涵的对象及其相关的集体记忆的“去蔽”或者说“拆解”，这赋予了他的作品以某种后现代的批判性，同时，又因为他的对于绘画性的坚守，使得画面意象被约制在传统纪念性的文化或历史使命感的表达上。从“弈棋”到“城市废墟”，再到“葵园”，我们看到，许江并不是在一种日常性中，而是在那些曾经辉煌的历史标记和里程碑、或者是带有类似价值的对象中，追寻他自己的，并且，以创造性的方式，让各种被成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历史、文化或集体记忆中的特定对象重新变得不同寻常，在这一点上，他与林风眠是有相通之处的，当然，也可视之为是一种独特的本土重建的道路。

　　常青（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对于如我们这些手握画笔、面对学生的基层教师，许江其实更像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家长”。单从面相上说，作为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确是与学院先辈前贤们多少有些面貌相似、但眉宇之间却更多出了几分焦虑，或步伐也更匆匆的那一个人；他是五官端正却早生华发的那一个人；他是体格魁梧且声如洪钟，却是时常会双手颤抖、甚至佝偻着的那个人；他是外表有些威严，情绪有些亢奋，但却是内心最仁慈而宽柔的那一个人；他是那个既带领美术学院开疆拓土并功勋卓著，同时又是急忙于笔耕，并使艺事日益精进的那一个人；他是被人群环绕簇拥，却又是心灵常常最为落单的那一个人；他似乎身份显赫，却又是最为勤奋与最为清苦的那一个人……总而言之，他在我辈心目之中，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地“分裂”着，却又是令人敬佩和爱戴的那一个人。只是这种敬佩和爱戴中又多少包蕴着些许怜惜和伤感的意味。

　　从林风眠到许江，西子湖畔的美术学院历经沧桑，几经蜕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那个关于“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学术初衷却从未偏失，这是何等的一种血脉相承和道统把持。值得一提的是，并不仅仅只是中国美术学院这几代人之间的那种传承关系，重要的是其间关于中国艺术之学术真谛的梳理和把持。许江院长的作品较之以往所有的先辈院长们的绘画，都显得更加地悲壮苍凉和老迈持重。

　　我们不禁想问：缘何许江的作品竟会这般地萧杀与悲慨？究其原因，我们竟然欣喜地发现了穿越于许江与几代前辈先贤们之间、在他们各自截然不同的风格背后的那个如出一辙的内在精神定力。那便是一种面对人生危重之时，超越一切的凛然直面的自然承担，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的自然承担。也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伟大承担，使他们成为一名杰出的中国艺术家，并且使他们自己无论自身处于何种非常之境地都不辱其名。而这种崇高的承担精神，正是我中华民族悠久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在许江的身上肩负着某种时代的使命，他所承受的自然是一种比他的先辈们都更加沉重的担子。因而，他那些貌似单纯审美的“风景”和“山水”背后，那些对着历史和世人的沉重发问，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许江的绘画拿捏到了绘画其间的真谛与核心。他以真性情示人，直书情怀，直取本意。他的绘画聚集着超越任何技巧的才情与胆魄，拥有不凡的思索与坦荡。在他的绘画之中，更编织着他用纯真的动念和高尚的灵魂来与复杂人性和惨淡世事的艰难对话，编织着他用肝胆相照和赤诚中正来与慵懒和冷漠进行的生死对峙。他始终都以温情和温度去面对凋零，他始终都以慈悲和善意去呼唤游子，他更始终以高亢和悲愤来唤醒众生，但是他却又始终以沉默与悲凉来面对着他自己……

　　安远远（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

　　我今天早上受陈晓光同志的委托一定要转达他几句话，他自认为是“老葵”，还有很多“少葵”，他说这些“老葵”和“少葵”聚集在一起，这些葵的象征经过雨雪风霜的历练，那些高昂的头永远象征的太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

　　另外一个，回头看看国美之路，每一个艺术家，它不是在一定限度下进行自身创作，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那么鲜明，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保持自己清醒的追求，在这个追求当中自我觉地担当历史的责任和使命，这个是国美之路回头望去依然让人崇敬的地方，面对未来重新起步，要非常珍视这一点，许江的展览是在前人的进步基础上给了当下的示范，所以我希望国美之路以后看到更广阔的未来。

　　杨振宇（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

　　远望，是许江最爱的心灵姿态，许江的艺术创作总是自觉置身于问题的漩涡深处，拒绝以文学抒情的小情调或既定的文化身份去简化现实世界的尖锐和复杂。“致葵园”从开幕时起，就给人一种拆解语言与图像的间隔，又同时试图重建“诗意世界”的意向，这构成了作品最摄人心魄的创作力量和艺术战场。许江和他的笔下的葵花相互让对方真实“生活”着。“致葵园”中依然有“远望”，依然有动人的命运地平线，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震撼的是那些自“远望”中涌现的葵“象”。这些说不出是庄严、狂欢还是忧伤、苦难的葵，这些似乎怀抱着朦胧的梦想、希望、意志、情感和冲动的葵，这些在大地上不断呈现灿烂而又不断隐藏于大地的葵，这些被拯救的、同时又昭示着未知世界的葵，被许江的画笔和文字勾画描写，像是历经沧桑之后，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诗性世界，成了我们的混沌之源和可能王国。

　　“致葵园”对抗着我们观众庸常性的观看方式，同时又强力召唤观众进入他的“心象”，去反复阅读他那难以用文字，甚至用图像表述的诗性世界。在许江看来，超越文学性的绘画，去思考，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如何能够超越图像生存而上升到“诗”的境界，进而得以去体察与经验那种“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这是国立艺专成立以来的一种传统。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国美之路上的艺术是既有拯救也有逍遥。而与许江这次展览相关的问题是：拯救。源头有关林风眠的艺术观，它是国美建构艺术现代性的重要观念之一。过去我在讨论林风眠的艺术时，把其概括为“再东方化”，我认为他的“中西调和”的本质是“再东方化”，我用这一概念侧重讨论的是他的艺术本体，形式风格和审美趣味，也包括他的文化策略；那么拯救的含义更多的是他对艺术本质、功能和价值的认识，以及他的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内容。我把林风眠的关于拯救的艺术观，看成是从赵无极到吴冠中，再到今天的许江的艺术所共有的观念的，它由林风眠开创，并成为建构国美之路的重要艺术传统和思想资源。许江这批作品2007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当时就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从历史主义向文化人类学转换的特征，现在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孙善春（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致葵园”蕴藏深远体会，展现了艺术家艺术的气息，我个人认为作为院长的许江老师和作为画家的许江老师之间，有着内在深层次的关联。

　　对这次许江老师的绘画包括他这一段时间的文化思考，我有一种最突出的感觉，就是画家的追求其实是有所变化的，具体体现在他有了更多的感情方面的东西，以及相对以前的反思、责任、沉重、焦灼之外，当然也包括痛苦，增添了许多平静和悠远。

　　许江老师在这几年的创作中，我个人认为他一贯坚守自己的内心世界，坚定自己的返乡之路和追求之旅，也继续敏锐地接受当代事件变迁的消息，勇敢而且具有策略方法地对现实的时代作出回应，只不过和以前的画作和文字透露出的追求相比，现在的画展多了更多的平静的力量，这种力量需要更多的忍耐、希望和等待。

　　我一贯认为这种平静力量是许江教授作为教育者的身份而得来的，这种画面之间所透露出来的素质，这种鲜明的面貌，是伴随着他不断发展的，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自觉而得出一个新的形象。

　　我觉得艺术从某一块来讲可以说是教育的手段，首先是个人教育的方式，其次可以说是乐成教化，是教育的载体和工具。对于自我教育而言，我认为许江老师的画作，这两年包括文字的创作，包括他新的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的教育。这种自我教育就是我刚才用很简单的语言所表露出来的，多了很多的平静的力量和喜悦的深情，这是以前的画所缺少的。可能以前更多关注大历史的变局，现在这种平静的东西让人更加感受到这种教育者为以后的大业所做的精神上的准备和磨砺。 

　　余旭鸿（中国美术学院博士）：

　　一、许江老师是一个劳作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巨大的画布就是他的土地，松节油盘如同田边的蓄水池，不同的用松节油调和的色碗就像一个个小小的堰塞湖，足以挥洒整个葵园，貂毛残笔就是久经磨砺的锄耙。许老师在葵园中挥笔，行笔如飞，出手利索，如痀偻承蜩，时又反复，迟疑不决，直到葵如心意方歇。

　　正如吴冠中老先生所说:“许江的绘画具有诗性的力量”。许老师绘画中的诗性气息，源于这位劳作者在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聚集中，对葵园之“象”的把握，在心与物的交融、意和形的交替中，得其意象。 

　　二、许江老师是一个思想者。他把绘画当成一种学问来做,用画笔让“不可见成为可见”，而文笔是对绘画的追问和反思，呈现“可言说的思想”。基于画家本人的绘画体验，他的文字颇有绘画感，又富有哲理，拨开了绘画现实困境中的迷雾，聚焦在“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思考上，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有洞见:绘画的使命是警惕被技术所规制，重寻艺术的感性方式，努力在绘画中“化生活”，在图像中重构世界。

　　三、许江老师是一个教育者。如果学科构架是艺术教育内部拆解和重建的话，那么对美的心灵的培育就是艺术教育的核心，大学的望境就是可及的道途。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就是在“望境”的理想下开拓建设起来的，林风眠先师所开创的西湖湖山的诗性精神，从此在象山校园的山水之间有了物化的延续和升华。

　　许老师是我们的师者。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在国内最先提出了“图像时代绘画何为？”这是中国艺术界对图像时代绘画诸多问题，高屋建瓴又深入详尽的最前沿的研究。2009年，该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也是全国美术院校关于绘画研究与教学成果所获得的最高奖项。

　　有幸成为许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得益于许老师的教诲，我们中国美院的年轻一代，心怀感恩，清楚地体认到：艺术创作要像劳作者一样虔诚勤恳；心灵和思想务必高远；将绘画作为安身立命的学问来研究，“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为人做事要脚踏实地，心系家国，怀揣艺术的使命与责任，敢于担当。

　　周诗岩（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在“致葵园”展上，特别在一幅带给我最大冲击的《葵阵》面前，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冒险，以及个体冒险几乎必然承受的荒凉。梅洛-庞蒂说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为画。我将这种状态理解为从语言的符号世界折返回自我、折返回物本身的冲动。如果说《致葵园》画册与诗作中表达了画家想说、能说的东西，即一系列符号学系统，那么如“葵阵”那样的油画中展示的，则首先是画家本人——一种反语言的前符号状态。它要实现的不是符号的意义，而是物本身的意义。由此，符号的秩序世界被扰乱了。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基于画家意识所表达的危机、关怀与焦虑，事实上同等重要的，是那些处于意识之下的、想不明也说不清的东西，那些似乎不该如此却又非如此不可的东西，那些部分失控的——或由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失误动作而产生的东西——不论画家是否意识到，这些都是世界想要成为绘画所缺乏的部分。于是，原创性地生活于世在这一系列动作中发生了：当身体的偶然性瓦解了任何偶然性都无法瓦解的东西时，人性就显现在那里。这一显现是如此重要，不仅因为每个人的原创力是所有人原创力发展的条件，更因为它似乎是我们的文明能够在这场世界性危机中保全的唯一途径。

　　（下转第2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