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是一位很有艺术理想和很有艺术成就的画家。他潜心于绘画创作，艺术步履平稳、扎实，在创作上不断有所探求，有所进步。受外祖父的指点，他自幼爱好绘画，虽然在高中毕业时就有第一部连环画作品问世，但他仍经过艰苦奋斗才走进画坛。他当过工人，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仍然坚持作画，提高自己的技艺，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受到画界的重视，而成为有成就的专业画家。

　　马援曾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和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经过系统的学院训练，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他的绘画创作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在进入中国艺术硏究院刘大为老师主持的人物画高硏班受到老师的悉心指导之后。除了从刘大为老师那里学到用绘画献身社会大众的精神外，在绘画技巧风格上也受到很多启发。之前，马援的画注重造型的准确，严谨有余，生动性尚有待加强。经刘大为指点，马援注意了绘画造形、布局中“紧”与“松”的辩证关系，用笔更为自由、随意，更加追求人物的神韵，画面显得更为活泼灵动。

　　作为人物画家，马援有自己坚定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见解。他深知，中国画传统非常深厚，人物画积累丰富。元明清之后，文人画崛起，笔墨写意成就登峰造极，花鸟、山水成就突出，人物画虽不乏高手，但总的说来进入低潮，唐宋人物画传统有所丢失。19世纪、20世纪初以来，西风东渐，油画传入中国，也输入欧洲绘画的写实造型观念与技巧，并对中国画人物画产生影响。一时间，写实绘画因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相配合，受到社会重视，写意文人画一度遭歧视而处于边缘状态，成为历史的遗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反思这段历史，重新认识与评价文人画的意义和价值，面临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画人物画吸收西画写实技巧的得失？马援对此也有所思考。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人物画的成果应该充分肯定。从徐悲鸿、蒋兆和到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等几代画家在把西画写实观念与技巧融入中国画写意体系的探索中，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他认为，对人物画来说，造型是第一位的，没有造型便没有人物画，西画的写实造型技巧可供我们借鉴，运用得好，与笔墨结合得好，能扩大和强化中国画的表现力。至于在结合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会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得到解决。马援关注中国画的境界和笔墨语言的重要性，深知作品的境界鲜明地体现了创作者的人格精神和文化修养。而笔墨语言直接影响到绘画的品味和格调，中国画强调的“书写性”、“意象性”与抽象笔墨节奏生成的气韵有直接的关系。他十分注意运用中、侧、顺、逆、拖、藏、露、散、扭、以及勾、勒、点、皴、擦、泼、染等诸多形式语言因素，表现自己的感情。

　　马援重视深入生活，重视写生，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而尤以西藏和云南地区最多。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人物形象和具有特色的社会风情，赞赏他仰慕的、也是人们普遍向往的原始、纯朴的美。

　　马援塑造的单个人物形象追求形神兼备，如《高洁图》、《庐山行旅》、《皎洁》、《伙伴》、《大地情深》等。许多人物构图均有鲜明的主题，或反映民风民俗，或表现历史事件。如《春去春来泸沽湖》描写的是摩梭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13岁女孩由母亲戴上头饰，穿上成年女子服装，脚踩一袋大米和熏肉，举行仪式，标志着从此成人，之后可以“走婚”了。“仪式”有很深的寓意：新陈代谢乃自然规律，生命会不断地延续和繁衍。此画构图别致，背景用构成法和一些暗示手法交待环境，前景写实人物注意主次和形态变化，画面线与块面、色彩交织在有序的交织中讲究趣味，耐人琢磨，使人驻足。

　　曾获“2005百家金陵中国画展”金奖的《无尘四条屏》反映西藏人民的生活状态，与他以前格调较为甜美的作品相比较，画面人物更加刚健、质朴，在绘画语言中也传达了更多的激情，反映了马援画风微妙的变化。

　　最近开始创作的“百年中国”系列作品是马援的宏大构思，计划包括数十件大幅作品，已用两个月时间完成的开篇之作《百年中国之孙中山》，画面分左中右三个部分：左面，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中间部分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和黄兴、蔡元培等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右面，拥护革命和期待改变中国命运、在思考的青年人群。在歌颂孙中山等民主主义领袖的同时，作者也用两个细节——画面左中部位骑车的年轻人和右下方沉睡的老人，以暗示辛亥革命后中国只发生了一些表面现象的改变，千年文明古国仍待觉醒。作品给人美感，使人深思。

　　人生能有几回搏？“百年中国”无疑是马援艺术历程中的重要一搏，我们相信这位立志要用自己的艺术表现伟大时代精神的艺术家，一定能取得他预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