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香港，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一个特殊成员。150多年的沦为殖民时期，即漫长的英治时期，香港犹如一个天真的孩童，被人强迫从羸弱的母亲怀抱中夺去，过着失去母爱的日子，心灵受到扭曲。但这个命运多舛的孩童，有着天生的倔强和对母亲的依恋。虽然被迫吸收外来文化食物，缺失亲情，但在他身上流淌着中华血脉，依然让其努力地保持着传统文化。而且，这个聪敏的孩童，在逆势中反而学会了适应复杂情况的变化，尤为灵光出色，富有生命力。当屈辱成为过去， 儿子回归母亲，他既让异族不敢小觑，更让母亲感到欣慰，给中华文化大家庭增了光，添了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难未尝不是成功的　　财富。这正是我读杨庆荣这篇博士论文后的所得。

　　杨庆荣所写英治时期的香港中国水墨画史，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在失去母爱、受到异国统治时期香港人的文化自强精神，以及不屈的民族情感，也真实地反映了勤学的香港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奋发有为。虽然画为“小技”，但能反映“大道”，这种“大道”是含辛茹苦的结晶，是忍辱负重的成果和血含泪而花开异样，引人注目。它象征着中华文化的坚毅刚强，可谓天佑炎黄子孙。

　　庆荣的论文，从学术上而言，有以下几个长处：

　　一是围绕主题，占有详尽的史料。他在香港访问画家，搜访史料，考察博物馆、美术馆，不遗余力；在内地搜访史料，涉及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研究文献，从中去伪存真，爬梳整理，以事实说话，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做到论从史出，因此所论客观，学风扎实。

　　二是论述清晰、科学、合理。他运用统计法、分析法、图表法等方式，从繁杂的历史轨迹中理清香港英治时期水墨画发展的师承关系、风格变化、流派繁衍等，简洁明了，纲举目张。

　　三是所论切入美学基本原理，分析画家创作意图、作品风格特点、画派水墨意蕴、技法传承演化，较为到位，并非泛泛罗列现象而已，图文并茂，既有沧桑感，又有美术本身发展特色，注重代表作的选择，强调变化中的捩转，使读者既得其貌，又得其神。

　　四是评论公允客观，努力做到不拔高、不贬低，尽量从学术影响、文化背景层面上来论述美术事件，使读者能从大背景下去领悟水墨画的发展跌宕，认识画家与作品在历史上应有的学术地位，以其昭昭，让人昭昭。

　　庆荣从小酷爱美术，儿童时即以涂鸦为乐，成年后又得以在中国美术学院攻读中国画学，擅长人物画，以后又考入中国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博士班，受到该校“四分读书，三分画画，三分创作”成才模式的训练，在吴山明教授等的培养下，更是取法乎上，向学者型画家发展。他熟谙画艺、画史，又有考察采风的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中国美术学院又有良好的艺术氛围和学术平台，庆荣浸润其中，乐而忘归，美术学养厚积薄发，乃能做到画人说画，洋洋水墨画史，能够娓娓道来。

　　庆荣为香港公民，多年的香江生涯让他热爱香港，熟谙香港。香港的蓝天碧海、动感朝气，令他魂牵梦萦，难割难舍，更能做到港人说港，漫漫英治时期香港中国水墨画史，能够条分缕析，挥毫写就。

　　我的弟妹子侄居住香港，我也多次应香港城市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之邀赴港进行学术交流，1997年还与我院王伯敏教授共同指导浙江台州人朱琦撰写博士论文《香港美术史》，今又与吴山明、刘国辉、卓鹤君教授共同指导香港人杨庆荣完成此文，自感荣幸，故写下短文，既识与香港的因缘，又抒读后的感想，是为序。

　　2009年6月20日于杭州

　　《中国美术学博士文库－英制时期的香港中国水墨画史》　杨庆荣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