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艺术的排演者
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即兴演出”
作为艺术之自治领域,展览,能否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空间中的游乐场?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告诉我们,展览,并非只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空间、发布空间和实现空间,展览首先是创作空间。而观众,真切地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10月23日,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拉开帷幕,展期将持续至2011年1月23日。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年展之一,本届上海双年展颇有一些史无前例的改变。比如,出现了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士明组成的完全本土化的策展团队。而最重要的是,此次双年展颠覆了普遍意义上的展览机制,它以“巡回排演”为主题和形式,打造了一个多领域、跨媒介的公共现场。
张洹的作品《塞魅丽》,将整幢明代祠堂搬进了展厅;马良甚至把自己的工作室“打包”带来,而邱志杰还在现场爬上爬下绘制巨幅壁画……所有的作品都是“未完成”或“正在完成”。而观众,或许是好奇地拿起一部电话机,或许是胆怯地与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对话,观演合一的瞬间,艺术的生命力被激活:只要在排演之中,艺术之剧场就尚未封闭,一切皆有可能。
历史是如何发生的?
范迪安在谈到今年参展作品的共同点时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的艺术家,他们都对社会文化的延展性做了深刻的思考,“每件作品主题不同,体裁、手法也不同,却都没有与社会文化断裂,而是与历史相联,作品是个人体验的对象,更是公众进程的表现。”
刘小东的两件大型油画作品《入太湖,出北川》,以汶川大地震和太湖蓝藻泛滥成灾的真实事件为依据创作。画家并没有对事件简单地描绘,只是将它们作为背景,而在画面的突出位置,分别安排了一群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站在前端。“在极尽美丽的风光背后,蕴藏着无法逃避的风险。”刘小东在创作手记上这样写道。
在一楼展厅,张洹搭建的一座明代祠堂内,摆放着许多原主人的生活用品。绣花被子、木质桌椅、灯光下飘散的细密尘土,让人仿佛站在了四百多年前浙江衢州这座明代祠堂前,男主人的日记被我们悄然发现,那些爱恨情愁,随着祠堂的拆迁,历史的过往,悲情道来。这是张洹跨界指导的歌剧《塞魅丽》的美术馆版本,中国农村的现实悲剧和希腊的神话悲剧相互穿插,“我心中的神殿就是中国人的家,我心中的女神,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希望作品能把艺术想法尽量去掉,呈现出生活本来该有的面貌。”说起这个故事,张洹依旧动情。
双年展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告诉记者,这次双年展突出地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互文性。“也许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深长,也许我们今天漫不经心的一件事情会影响将来整个历史的走向。像《胡志明小道》,那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他们重返这条小道,其实重返的是自己曾经心灵的写照。那么,心灵小道今天会变成什么样?这样一种重返,他会照见我们自己的今天。”
他们是怎样创作的?
在本届上海双年展的框架中,策展不是总结和再现,而是组织排演。与平日里静默的艺术品不同,双年展中的作品都“活”了起来,而此刻的艺术家,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邱志杰将各色颜料倒在盛水的容器里,现场染出了无数色彩诡异的脸谱,笑着送给前来看展的人们,这件“油炸面具”,也成了双年展里最抢手的东西。他的水墨白描《邱注〈上元灯彩图〉》画满了天花板和墙壁,就连地上也放满了各种造型怪异的器物。他的学生们身穿黑衣,头戴面具,在展厅里不停地“劳作”,有的人围在一块儿下棋,有的用刻着星相图的石磨来回磨着颜料,他们穿梭在观众的视线中,被注视、被惊奇、被打断,时空仿佛回到了古代热闹的街市巷尾。对于艺术家而言,一出自导自演的戏剧正在完成,展览成为了创作的第一现场。
导演王小帅长达40多分钟的实验影像短片《等待》,继续用长镜头捕捉着生活的平凡和意义。有趣的是,刘小东在北川创作《出北川》的真实现场,被他的镜头一一记取。从油画,到影像,从台前,到幕后,艺术家走出剧场,回归生活。
“排演,不只是形式,它是主题,更是方法,是对展览本身的重新界定,强调的是艺术家、策展人、思想家的集体经验和集体创作,从而构成艺术共同体。”高士明认为,排演就是做实验,是艺术家不断打开、自我更新的过程,“它强调封闭剧场的一种社会开放,在特定的现场中,排演、生产,而不只是收集、委托。许多作品在排演过程中生成,在历史社会处境中重新接受教育。”
我们是如何观看的?
“有人接电话吗?”
“根本没有人接,只有拨号声。”
记者好奇地拿起来了一个放在白色立方体上的电话机听筒,仔细听了一会儿,立刻就被身旁心急的参观者“围攻”了。这是沈立功的作品《给立方体打电话》。当人们拿起听筒时,可以听到振铃以及周围环境的声音。“电话那头会是谁?”相信所有人在拿起电话的那一刻,都会有着一丝莫名的紧张和兴奋。电话试图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在开放的公共场所——美术馆里,重建类似的个人情感与投射。而观者“情绪场”的产生,已经成为了作品最珍贵的一部分。
“艺术家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啊?”在《马良的工作室》里,受众参与的热度,更为直接而具体。整个展厅看上去就像是马良工作室的原样呈现,四面墙上布满了马良从各地搜罗来的物件,最有趣的是,马良本人就在工作室里工作,而人们此时很容易产生“窥视”的心理和行动,小心翼翼地踱步其间,轻声讨论着,生怕“打扰”了艺术家工作。
在高士明眼中,此时的所谓观众,是看不见的,已经不是具体的男女老少。“为什么不能和观众有坦白、直接的交流?排演的效果,正好打破了作品、文本、解读的二分法制度,排演是当代艺术向社会的开放。艺术家是社会的艺术家,它进入了媒体和社会的大循环,艺术成为了一种集体性创作。”
推磨、染色、捉蝴蝶、打电话、窥视、高声朗读……人们在各种“观看”行为中,参与了艺术创作,大众和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美术馆长一起来到双年展这个排练场中,共同生活。他们既是角色,又是自身,这就是“排演”,比表演更真切,更轻松,可以随时停顿,亦可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