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底，继续在单位辅导毕业班论文，面对设计理论专业的学生，我总希望他们在视野上首先能做到有所突破。其缘由即在于，纵然国内近些年重于所谓“创新教育”，但特别在高校，其最终研究成果却出现了一派沉闷不堪的局面。同时，还有不少学生考虑出国深造，然而在申请所谓名校时，又遇上了书写研究计划的困扰——面对洋人同辈们大胆的创想，即便再“有才”的他们，在一开始往往也都显得捉襟见肘。

　　朋友们问，你觉得作为学生最可贵之处在哪儿？

　　我也刚从学生年代走过来，目下也还在不断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新的外国语，然而，这些在我看来绝不是为了“留洋”或过上更好日子的“敲门砖”……相形之下，我更愿意把语言看做是开启并了解另一天地的窗户。就此而论，其意义是丰富了我个人直接或间接的所见，但人心之善恶，以及对美丑的辨析，却并不因为会了语言、喝过“洋墨水”而有多少本质的突变。所以我想，作为一名认真向生活、向周遭求教的人，根本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否不断丰富自己。讲白了，就是能否不断拓宽视野，进而在真正的历练中学会成长，在坚实的实践中掌握真知。

　　的确，人生就是一场学习。尽管市面上大有一批夸夸奇谈的人、倚老卖老的人，但我也曾就教于不少或耄耋、或清隽的贤者，他们给我最大的触动，便是面向点滴生活而精谨、虚心地讨问缘由的态度。所以，当有学生希望研究浙江民间土特吃食的制作工具时，我并没有一笑置之，反倒颇期待其新成果的出现。我甚至感到，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投入于“民间考古”、“生活研究”的行列。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中国高妙的文明与制度，其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仍保留于民间和所谓的“乡野”。由此，我还想起南方挺多并不喧闹的小镇里，目前还活态化地存续着的“大夫第”祖屋。

　　“大夫”，尽管在后世，特别唐宋以降，早已成为高阶文官或文官集团的代称，但就礼制的角度论，恐怕更多的是指地方、乡间最核心的一类知识分子或精神领袖。而“大夫第”正是这些人令族群钦羡、崇敬，并具备教化感的曾经的居所。

　　当然，我从不否认，站在民主社会的立场看，旧时这类“纪念碑”式的建筑（巫鸿语）在相当程度上，是威权统治和罪恶剥削的象征。它们某种荒唐的呈现，催生并加剧了人的相互争斗、钻营，进而使多数鲜活的生命，被强迫性地框限入貌似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中。不过，若从“阶级论”的角度暂时抽离，这类建筑本身却还有为挣扎于苦厄的物质生活中的民众，多少提供一种精神支撑或即“偶像力量”的功能。而我更看重的，则是在时刻提醒人们防止那种腐朽的社会力量的“复辟”前提下，由其“精神功能”所离析或改造出来的，可以是良善的社会教化特点。

　　当然，我还得强调，这断断不是“精英”或“民粹主义”在我大脑作祟。事实上，我所关注到的，更多的是古代社会如何通过某种标志性、程式化事物和思想而进行普世教育。并借此，使哪怕远离文化中心的民众同样能够实现稳定、可靠，甚至具备超迈性的社会认知。很显然，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的，一些由封建晚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动员乡民所修筑的教堂建筑上，同样有着很好的体现。

　　我非常愿意接受民众对于这种精神征象的朴素理解，即一座“大夫第”的出现也就代表了一地的文化、观念与最高级意识形态间，趋近、等同甚或超越的奇妙关系。我甚至觉得，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理解，为何古代有那么多贤人是来自于乡间，而现代社会如此发达，我们也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但却往往处境尴尬。

　　不错，据此，我将这种困惑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办法归结为教育。从本质上，我更愿意说，这恰恰是对于物的真切体认的教育应该起的作用。

　　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不那么抽象地看待“大夫第”，或者可以不那么“具象地”——只从形式角度看待传统建筑的美与丑。如果我们可以从一砖一石那灵动、多变的本真层面，从制造这些针头线脑、瓦木灰浆的真正的“物”的层面，看待我们与之共生的“宿命”，我想，我们的未来就是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