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为何值得重提
■曹工化
沙鸿嘱我在《武林旧事》前面写点文字,已经好久了。就在前几天,收到了他的一条短信:“借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书名一用,实属无奈。因无论古今,在武林这个地方发生的那些事都已旧去,没更好的题名了。”我当即就回了一条:“南宋的事过去八百多年,已无著作权了。《武林旧事》也已成‘武林旧事’。”
当时,我正在看关于《网络信息进入碎片化时代:微博等成纽带》、《碎片时代的生存准则》等系列文章,其中认为“短信”就是“碎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
沙鸿的《武林旧事》,其实就是他自己童年的杭州亲历,作为画册,它也只是记忆的“碎片”而已。都“网络时代”了,都“后现代”了,“旧事”为何还要“重提”?又为何是“这样”的“重提”?也用一句杭州话,是不是有点“悖时”了?
让我们先来听听沙鸿自己在《武林旧事·后记》中的说法:“我发现我们正在远离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应该用‘清贫’去形容,但精神上的富足是现时无法相比的。那时有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荣辱观,有群体生活中毫无功利的友情、说到做到的诚信、与大自然的亲近、千变万化的集体游戏,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让人从善、向上、静心、深思的东西。”沙鸿所说的“那时”的“我们正在远离的一种生活”就是我们的“童年”。人长大了,当然要“离开”童年,并且,理所当然的,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远”去。但是,沙鸿重提的“童年”并不是指“自己”,他自己已经曾经拥有,没有什么好矫情的遗憾。他怅然若失的是人类的“童年”正在消逝——“童年”的价值观正在消逝。
也是在前几天,8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时隔十年又将一位仍在世的美国作家放到了全球各版本杂志的封面上,称其为“伟大作家”。他叫乔纳森·弗兰岑,这位51岁的作家在《时代》周刊上的主要观点是——“成人世界正在贬值,我们在一个儿童化的社会,欣然地接受那些瞄准儿童市场的文化产品。”这看起来和沙鸿的看法正好相悖。是谁搞错了?
有另外一个美国人的看法和沙鸿一样,他就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做《童年的消逝》。书中说:“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这里的“童年”和沙鸿一样,并不是说自己,而是说“人类”。他说:“儿童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儿童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和沙鸿的看法一样:童年的消逝也就是人性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认为:是“印刷术创造了童年,电子媒介使之消逝。”恰巧乔纳森·弗兰岑自从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之后,被引用得很多的一句话就是:我 “很怀疑在工作场所有互联网的人能写出好的小说。”
其实,乔纳森·弗兰岑与沙鸿并不相悖,他所谓的“成人世界的贬值”也正是它在失去人性的价值观,他所谓“儿童化的社会”是由“市场”与“产品”构成的,这不是“童年”。
尼尔·波兹曼在《消逝的童年·引言》中悲观地说:“那么,我们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本书将不对此进行探讨。理由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沙鸿也并不乐观,但是,他作为一个画家,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本《武林旧事》。
根据两位专门研究儿童游戏的英国出色史学家彼得和艾沃娜·奥佩的研究,欧洲几百种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经常在玩的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以前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于是,尼尔·波兹曼说:“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武林旧事》中,沙鸿画了男孩子玩的打旋螺陀、滚铜板、羊脚斗……女孩子玩的跳牛皮筋、踢毽子、造房子……共有“童年”的游戏二三十种,也画了“捉迷藏”——躲猫猫。他在《武林旧事·男伢儿》中说:“看着现在的孩子稍有机会就呆在屋里,弓着背,带着耳机,直瞪瞪盯着电脑屏幕。哪怕野战、偷菜、抢车位或经营牧场,也都是在虚拟世界中消费时光。所以让人觉得时代进步科技发达的代价就是让孩子离开阳光,不接地气。儿时的我们没有电子化网络化,游戏都很物质化,且离不开大自然。最突出的莫过于男孩子的首选游戏——打弹子。
沙鸿的“旧事”也重提了中国画的“童年”,让我们想到了,中国画的“童年”是不是也正在“消逝”。
中国画理论最早可以上溯到孔子的“绘事后素”,《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就是荀子所谓的“仁内礼外”从而“仁先礼后”,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来谈论艺术——言诗。
也是在《论语·八佾》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人性;礼,人文。艺术,是人性的表达方式。
沙鸿在《武林旧事·后记》中说:“绘画的本质是心灵的艺术性表达。我怀着温暖而感恩的心起笔,不作草稿,随手画去,更不理会中国画该有怎样的语言禁忌,目的仅仅是让我的回忆显现,让我的情感落地而已。
中国画的语言,核心就是“笔墨”。而“笔墨”也是“旧事”,而且是“旧”得太旧的事了,为何我们说到中国画的时候不得不要一提再提呢。因为,这也是同样的一件“仁内礼外”与“仁先礼后”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得之以心,应之以手”和“心正则笔正”。
当所有的现代视觉艺术都在争先恐后地去文学——叙事化的时候,沙鸿的《武林旧事》好像又是背道而驰的,他给每幅画都配上一篇文字。其实,图文并茂也是中国画的“童年”,它也正在——或者说已经“消逝”,已成“旧事”。在这里,又被“重提”。
汉代王充在《别通篇》中说:“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画,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灿然,岂徒墙壁之画哉!”说的是“图”与“文”不可替代。
至后魏,孙畅之在《述画记》中说:“(汉)灵帝诏(李)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与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已经是“图文并茂”了。后来,中国画的构成中“文”——题辞的不可或缺性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当然,时下的画家你让他“图茂”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还要让他的“文”并之,那就更是难为他了。
成人要当儿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毕加索说:“我很早就可以画得像安格尔一样,但是,我学儿童学了一辈子。”
尼尔·波兹曼说:“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儿童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快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因为他们在帮助延续一个人道德传统的存在。”我想,沙鸿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
“绘事后素”,是不是有用绘画来填补我们记忆空白的意思在,它是不是防止我们不能缺失的记忆缺失的预案?
是为序。
2010.9.15于钱塘东园生有居许许多多堂(此文为《武林旧事·池沙鸿作品集》序言,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