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亭(1867一1938)，是20世纪重要的民族实业家、慈善家，辛亥革命的忠实支持者和参与者，著名的海派画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上的卓越贡献被长期忽视和遗忘。新时期以来，我们观察历史的眼光发生了变化，王一亭开始被重新发现和认识。中秀兄编写的这部《王一亭年谱长编》，是这一重新发现和认知的标志性成果。对王一亭在商业、金融、政治、宗教、慈善、艺术赞助、中外文化交流、绘画创作各方面的活动，作了迄今最为详尽的记述。这部年谱可视为王一亭的编年体传记，广泛搜录了与王氏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文化活动、艺术社团、各色人物的文献与记述，在某种意义上从一个人物的角度，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前期的上海历史，特别是它的繁荣史。

　　近现代的上海，占整个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贸易的四分之一，财政的六分之一；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最大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被称为“中国的大门，中国的钥匙，中国的熔炉，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半叶，上海始终是拥有最多美术社团、美术学校和美术家的城市，近现代中国的洋书运动、月份牌年画、美术设计、画报美术、漫画创作、美术理论著述，或者发端于上海，或者在上海形成潮流和影响。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从开埠特别是历经太平天国战争，它大量吸纳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南方各省的文人和书画家，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术重镇——兴盛于上海的美术学校和美术潮流，又辐射到全国各地，包括江、浙、皖、闽、两湖，以至广东、四川和北方地区；辛亥革命后陆续云集北京的美术家，也多有来自上海或曾深受上海画坛影响者，北京的美术社团与活动，也得到了上海美术界的有力支持。广东潮汕地区的画家，大多到上海学画，并形成规模，被称做“广东海派”。一个画家在上海有了地位，也会在全国产生影响力。

　　在艺术方面，王一亭没有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那样崇高的地位，但他兼画家、艺术赞助人和艺术活动家为一体的综合身份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无人可比。20世纪前期美术的许多大事，如中国书画社团的兴起与繁荣，新式美术教育的蓬勃发展，上海中国书画市场的开拓与繁盛，中日美术的交流互动，书画界举办展览、组织赈灾等社会风气的形成等等，王一亭都是倡导者、身体力行者或带头人。王一亭与日本商界、文化界和宗教界有长期密切的交往，当抗战初起，他毅然以民族大义为重，离沪赴港，断绝了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救贫济弱，支持民族文化事业，是上海最富盛名的慈善家之一；他兼任商会、佛学会、红十字会、学校与医院董事会、武术会、同乡会种种社会团体的职务，终日奔波劳碌，无怨无悔。其行为、思想、艺术和人格，都证明他是一个杰出的现代中国人，一个值得尊重和研究的中国艺术家。

　　但在距今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王一亭被遮蔽和遗忘了。没有对他的纪念活动，没有出版过他的画集，也没有相关的纪述或研究性文字，好像历史上没有过这个人。改革开放后，人们反思历史，情况开始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曾将王一亭的作品编入《中国书画鉴赏辞典》，稍后因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的工作，编写了“王震”条目。那时，对王一亭所知甚少，为写两个辞条还费了不少功夫。90年代中期，艺术拍卖兴起，王一亭的作品(及伪作)反复出现，收藏界和画界重新熟悉了他。到新世纪，随着文化产业和建设文化中国的倡导，王一亭又再次成为上海、浙江的地方文化名人，保留或重建他的故居、举办他的展览会和研讨会，也逐渐提上了日程。人事沧桑，真是难以预料!历史总是交错着记忆与忘却、遮蔽与敞开、必然与偶然、有意与无意、悲剧与喜剧，明明暗暗，阴晴无定。历史学不可或缺，就是它承担着留下记忆、排除蔽障、追求对人自己真实认知的使命。

　　我与中秀兄相识，是在新世纪初，购到他担任执行主编的《黄宾虹文集》不久。我一向喜欢黄宾虹的画，但得到这部文集，才真正对黄氏的经历与思想有了较多的了解。这部文集是靠集体力量编成的，但中秀兄付出的心血最多，收获也最丰。把黄宾虹一生的文章搜集起来不易，把他的大量诗词、题跋、书信、金石及未发表的杂著手稿检索、钞写、释读、辨识整理出来，是更加不易的事：既需要功夫，也需要能力。这从他写的后记和两篇附录——《黄宾虹诗文著作系年》、《黄宾虹著作疑难问题考辨》，可以窥知一二。继《黄宾虹文集》之后，他又独自完成了近90万言的《黄宾虹年谱》，为黄宾虹研究做了最基础性的工作。近年来，他在继续做黄氏研究的同时，将精力集中于《王一亭年谱长编》的编写。王一亭逝世早，又历经世乱，有关他的文献与图像材料远不像黄宾虹那样丰富而集中，只能从报纸杂志和相关人的年谱、传记、画集、诗文集、题跋和日记中一点一滴地寻找。他终日枯坐上海图书馆，逐年逐月逐日地翻阅钞写，每有所得，即兴奋异常；有时以电传相告所获，使我也感受到他的欣喜。在“时间就是金钱”，学术成为权力和利益筹码的当代中国，能以钻故纸堆为乐的人，真是不多了。

　　王一亭首先是一个实业家，其次才是一个画家。做他的年谱，不能只做他的画事历程，更要记述他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和文化活动。近现代的画家，与社会政治和商业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像王一亭这样从容优游于实业与艺术之间，且都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物，在古代几乎没有。从《王一亭年谱长编》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处理商业与艺术、功利与非功利、自娱与教化、文人式的雅集与现代社会公益活动的关系，如何将二元性价值目标统一起来的。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和艺术史，做这样的个案是不可或缺的。

　　王一亭的绘画，早期多学任伯年，画风相对清俊；任氏逝世后转学七道士，兼受到吴昌硕的影响，逐渐变得拙重有力，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鲜明个性。总起来说，王一亭的作品是急就章式的大写意，下笔疾如风雨，无论人物、花鸟都求其大势而不计细节的精雕细刻。这与他忙于经济事务，缺乏闲暇和淡定心态有很大关系。但其一挥而就之作，仍然笔力强劲，气势充沛，并不流于浮薄轻滑。作品涉猎的题材广泛，除花鸟、佛像(包括罗汉、观音等)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山水、人物或世俗人物。其中描绘人情世道以喻示因果业报的人物画，大抵取材于下层生活，或卷轴或册页，多有诗文题跋，形象生动有趣，笔墨风格生拙粗放，应在20世纪写意人物画坛占一席之地。同时代师法任伯年者可谓多矣，但能像王一亭这样入而能出、自成一格的屈指可数，可惜对王一亭艺术的研究还近于空白。这部年谱，对王一亭绘画的社会背景、传承关系和思想根源有丰富的纪述，可成为20世纪绘画史研究的必读书。

　　年谱的编写，是一桩细致绵长、从容不迫的工作，大不同于宏大的叙事或淋漓痛快，慷慨激昂的论说。胡适曾把写年谱比作“拿绣花针”的工夫，说“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当下的学术界，抡板斧者多，肯于和能够拿绣花针者少，因为后者苦于力而又贫于利，是一桩劳累而寂寞的差事。中秀兄是拿绣花针的，两部大型年谱，可谓绣花织锦，秀于艺林，令人钦佩。

　　年谱要作时序性的文献梳理，但它不只是以事系时的功夫。除了对谱主材料的搜集整理，它还要涉及关注相关的人与事，要对文献和前人的记述加以考校；它是叙事性的文字，但叙事不只是罗列事件，也要判断是非，直接间接表达作者的态度和认知。中秀兄在纪事叙述的同时，也常有证伪或议论。如写到1937年王一亭离沪赴港，他加了一段“按语”：

　　以王一亭发迹于日本日清公司买办之事实，以及其后数十年间与日本商界，尤其是书画界与佛教界的密切交往，中日交恶是他极不愿看到的结果。从他发起或参与一次次消弭战氛祈求世界和平的活动，以及努力欲以书画交流来融化日本军政界的野心，我们仿佛看到他灵魂的痛苦与挣扎。现实是日军像凶煞一样，霸占我东三省，又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战火逼近家园，将王一亭的理想揉得粉碎。不知道他离开梓园大门时是怎么想的，但随着身后梓园那扇铁门咣啷一声关上，他内心的那扇门对那些所谓“友人”也永远关闭上了。随着铁门咣啷一声板上，他也同时赢得了千秋的英名，不论有没有暂时的误解。

　　这样的文字，是知世论人，亦直抒胸臆。叙事性的年谱，也需要这样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