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88年3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杂志刊登亮之编译、张福昌先生审校的美国艺术家、理论家道格拉斯·戴维斯《后——一切》译文。整整20年过去（或许还是该篇原稿正式发布后的30年），我重读此作，除了钦佩当年的刊物在引领学术上之“新潮”外，还不住感慨戴维斯目光的敏锐——“后现代”的风刮过中国若干年之时，其所申论者、所批判者，往往仍有不少人，或老的、或少的还在费力阐释与“实践”。又2年，我迁居罗刹江畔山郊的一隅，每念及眼前的业界早已不关注什么“主义与问题”了，更提不出多少新鲜的“主义与问题”之时，尝忆起曾有过的一组未出手的旧作。现谨略加几笔，呈方家论说。

　　“后”≠ 主义

　　“后”，类似“切·格瓦拉”的“切”，时至今日真的成了一种亲热的称呼。渐渐地，也越来越少人知晓，其真实意义首先是于史学、文学、建筑、舞蹈、绘画、工艺等看似“形而上”的创造活动中成就的。格瓦拉是理想的践行者，他为“主义”找到了某种“形而下”的出路。不过即便进入“后现代”，全球的理想先驱们却仍在奴隶、封建、资本这些单层的社会形态间苦苦挣扎，有些人甚至从此跌入过往的圈套中无以自拔。本文作者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落生于美国的著名影像艺术家，他于1977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艺术文化与后现代的文集（Art Culture: Essays on the Post-modern. New York: Harper & Row）。其所见证的恰为“切”的死亡和“后”的勃兴，可他并没有为“后”而大声欢呼。事实是，如若不理解“切”之悲哀，“后”的所有，必将成为圈套中的圈套。即，“所有主义‘isms’如今都是过去式的主义‘wasm’”，“这些主义没有中心，有的仅仅是层层外围”。

　　“自恋”≠ 先锋

　　“自恋”，成了艺术人某种不良声誉的代名词，还包括某些自以为是设计师的人群。显然，也越来越少有人能够从真正的艺术创造中找到激越的满足。家庭装修、改造汽车等等，这类为了更享受地活着的行动或许成了唯一的艺术“战利品”。然而，也少有人真正揭晓，这背后却充满了新的“圈地”与丑陋勾当。它，让我们在窥镜意淫中消耗着壮健肌体，艺术曾有过的一切“先锋”属性都丧失净尽。剩下的，只是失落者、迟暮者，无赖的欲望。它，也把人们锁闭在黑屋之内，这比现代主义、未来主义还要可怕，因为在“后”的所谓自由场域里，泥古和前卫都被虚妄地追捧着，甩脱了界栏，一无反顾。

　　“一切”≠ 是

　　“一切”，只能依凭真正的设计行动来解决。尽管艺术的突破允许无限地高远，但生活却成了永恒的枷镣。“一切”为美好的愿景，可“是”的判断句却往往令青春的梦，撞向凡间。的确，“一切”应该包含符号表现之下最深层的内核，而“大众把崇高伟大当做游戏。要是他们看到了崇高伟大的面目，那就连望一望的勇气也没有了”。如果说尊卑的等式在“后的世界”中渐趋瓦解，可人们却又不自知地再造了某个亟待重新击碎的虚无物事：“旧的”掐杀“新的”，等式在权益驱动下被假借、偷换、抛弃……设计的能动行为，最终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奇技淫巧只是说辞，发言者正好是瞥见了“后”对于“等式/不等式”的新的“摧毁/重塑”力量。想想吧，“后之一切”能否能往生极乐，也终将因我们造物的魄力，而获得圣名。

　　“我”≠创造

　　“我”，不是撒旦的使徒，它本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意志，然而糟朽的俗务却仍要求诺诺应声。当“一切”成了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竟大有人宣布“这就是创造”，“这就是我”。当纯粹的理想生活宣告失败，“我”投入了“后——一切”的“先锋”的怀抱。艺术成了新的名利场，设计为新的“形而上”牟利。当然，我们还有一种退路，或者乐观地看——“出路”，那就是“绿色”。我曾经说过，它恐怕是最后一种可以被称作“主义”的东西。“绿色主义”，以及“后绿色”所证明的，恰恰是人类本领的龟缩与困顿：我们已是败者，当一切“高技派”的选择映射出面对自然和时间的种种无能与怯懦，我们如何铸造出新的“方舟”？这，才关乎你我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