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表明，中国既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原始文化体系最为丰富和庞大的国家，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提供人类起源的连续性文化证据和拥有多个原始文化起源的国家。中国文化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体现其整体的连续性外，更具有表征纷呈的阶段性和多样性。在梳理中国文化体系演变的历史脉络时，既应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分析，且可用不同的征象概括表征之，以便更充分地呈现她们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如盛唐以精彩艳绝的唐诗为表征，而两宋则以高雅的宋词和宋画作表征。

　　“印”，别称玺、节、宝、章、记、信、押、戳、图章、关防和篆刻等。英文为Seal和Die。虽非中国独有，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爱琴海区域和印度等其他文明发源地，均有用印的历史，但只有中国的“印文化”发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且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印”，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侧重则有所不同。如古代官印体系的本质属性为职官和官署职权的凭证，是行使职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以实用为主要目的，也肩负法统象征意义，强调个“权”字。私印主要用于示信和装饰，突出个“信”字。宗族、宗教等社会组织用印则介于两者之间。

　　中国印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实物见于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等，（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拍，这是一种在陶坯上抑印纹饰和标识的器具），这一文化征象或早于文字。因天赋的权信功能，“印”很快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翼子”和“奇字”玺等实物看，当时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古籍对“印”的诠释为：“印，信也”、“执政所持信也”和“王者信也”等。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春秋运斗枢》：“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上文字虽无实物可据，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后人所编，却间接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儒、释、道和帝王文化四大体系；其中帝王文化影响最大，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即可见帝王文化之雏形，至夏、商、周已经相当成熟。《诗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对王权政治及帝王权威的生动呈现和滥觞歌颂。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诸子公开维护王权，对历史上的专制王者和王权给以充分的肯定和总结，为帝王文化寻找依据和确立理论体系；秦始皇乃集之大成，至此，专制政体已非常完备。“玺印”也“正式”被选定为帝王文化的物化精髓和表征，成为极权制度的管理工具。

　　秦汉制度文化之表征

　　秦王朝的统一，是华夏民族经过了长达五六百年的战乱，天下无道至极后的浴火重生。中华大地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为了维护其以武力征服的、辽阔且多民族的疆域的长治久安，为了江山万世永固，秦王朝随即展开了文化大统一运动。经过十几年“地同域”、“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和“行同伦”的大统一运动后，“大一统”理念成了中国的文化道统。　　

　　然而，秦王朝对后世影响更深远且更具体的，是其为“大一统”政治理念设计的“玺印管理体制”，不但为之后的汉、魏和两晋等王朝所沿用，主导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统典制，成为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文化，且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周边国家。

　　“玺印制度”，作为国家管理体制，是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推翻旧的奴隶主贵族政权，建立新王朝的前后时期所创建的。为巩固其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秦王朝在新兼并的地域设置郡、县，实行新的国家管理制度。官吏通过选拔考核后由中央政府和皇帝亲自任免，取代周王朝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分封与世袭等级制度。为实现对全国的行政、军事、财政和司法等权责的有效管理，让中央的政令得以顺利通达全国，秦王朝在先秦印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文字和形制等均十分严紧的玺印管理体制。将授官授印与高度集权的行政理念相统一，让官印的制作与颁授相联系。即官印统一由朝廷依据一定的形制规范铸造、颁授和管理，并设立专门管理玺印的机构和官员。《通典》称之为：“符玺令、符玺丞和领符玺郎”，《史记·李斯列传》有：“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的记载。中央政府对授官授印的权限进行严格控制，成为一项维护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以此保证中央政府对整个国家的官吏系统的有效管理。更在文武百官的印章之上，设置“皇帝御玺”。这不仅是皇权所系，也是天授帝祚的表征。

　　秦王朝虽二世而亡，然其所奠定的玺印体制，已成为中国官僚政体与社稷存废的象征。御玺的转递也成为皇权禅让的标志。《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破秦入武关，先诸侯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见颓势已不可逆转，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汉承秦禅，不但承袭了秦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理念，更将“玺印”和其国祚相联系。《汉书·元后传》有汉高祖“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的记载。东汉的刘秀更是郑重其事地“祠高庙，受传国玺”。而《南史·孔琳之传》：“汉用秦玺，延祚四百。”乃暗示项羽的失败原因和刘邦承禅正统，故得天授君权之玄机。两汉之后，历代王朝不但沿袭秦王朝的玺印体制，更将秦王始创的“传国玺”，奉为至高无上之神物。

　　汉承秦制，然因享国较长，经过高、惠两帝的整治和文、景两代的休养生息后，汉王朝已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闲暇来关注文化的发展和积累。武帝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汉儒经学对政治、经济、刑法和军事等制度，以及对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王朝在秦始皇以法家为主的思想政体和“大一统”的文化理念里，融进了儒家的“礼”、“序”精神，对各官署及职官所使用的印章质地、钮式、绶带颜色、形制大小、字体、字数以及称谓和管理制度等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尊卑更为分明，规制也更加完善。因逢盛世，司印的专职官员和专业铸刻玺印的“寺工”们，可从容地禀持职业操守追求美观，在印面形式、印文篆写和刻铸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创造，玺印艺术得以充分发育，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和辉煌的成就。而民间私印因不受制度约束，美化意向更明显，艺术手法更多样，创意也较自由清新。印章文辞除姓氏、人名和商业符号外，还有成语、吉语、箴言、神仙以及世俗生活功利等，内容十分丰富。秦汉官私印的文化内涵深厚，艺术成就辉煌，制作技术精湛，不但成为后世印人、篆刻家学习借鉴的楷模，也得到了收藏、鉴赏家的青睐。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学史》里就有“汉印，在印章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的高度评价。

　　秦汉的“印文化”，凝聚了中国第一王朝和中国第一个盛世王朝的文化精粹，在中国印史上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享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因其文化成就傲视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品类，故成为秦汉两朝的文化表征。　　

　　文化奇葩再开风尚

　　随着纸的发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字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竹木简牍逐渐被纸所取代，用印方式及规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至隋唐完成了印史上的一次大转变，官员任命逐渐和职官印相分离，官署公章替代了职官印，印章使用方式亦以钤朱取代封泥。由于官署印不再是职官的身份标识，官印也就不再自佩，而由官署专人保管，印章的权信功能因长期的制度化已深潜人心。但人们对其严肃性却因熟视而减弱，而休闲娱乐等性质的用途则有所增加。

　　六朝时印章始与书画结缘，并很快成其构成的点睛元素。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即多有记述。而唐太宗李世民自书“贞观”印，唐玄宗李隆基自书“开元”印等，更开鉴赏用印之时尚。官僚和文人雅士纷纷仿效，文人斋室、书简往来、年号、别号、世籍门族以及抒情寄意和祈福辟邪等闲章形态和功用逐渐兴盛。北宋时收藏、研究古玺印和金石文字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诸多的印谱专著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王顺伯的《汉晋印章图谱》等。明清以降，众多的文人书画家，以叶蜡石等软质材料取代金、银、铜、玉等硬质材料，且直接参与刻制，扩大了印章的文化内涵和个性风貌，涌现出诸多的篆刻大师和流派。中国“印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领域，文人篆刻逐渐成为印章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体系——印学（亦称篆刻学）。

　　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品质，渐成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物件。因其便于携带，可随时把玩自怡，而日见受宠。看似小道的篆刻，学极深邃，既兼书法、绘画和雕刻诸技艺，且蕴涵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字学等信息，渗透着篆刻家对社会与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方寸之中，既能儿女情长，刻记离合悲欢，也可抒发金戈铁马之志士豪情；既可吟风咏月，也可深言铭泣，崇仁匡失；能代箴口铭座，亦可浅言解颐；或于薄宦萍踪当中、三五闲暇之时感慨若梦浮生，或是桀惊厌俗，铭酒朋茶侣之风韵……

　　总之，中国“印文化”，既是中国“大一统”文化道统的表征，也是传统文化核心帝王文化和两千多年的制度文化的表征；且是秦汉两朝的文化表征；有着悠久的历史，担当过重要角色，起过重要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文化成就；具有独特的功用，艺术形式和学术品性，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表征之首，也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瑰宝和前途远大的文化质优潜力股。以上之说法乃我一家之言，意在抛砖引玉，粗陋之处敬请众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