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欧文斯，是洛杉矶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群体的第二代画家。这一群体还包括莫尼克·普列托（Monique Prieto）、英格丽·卡拉姆（Ingrid Calame）和凯文·奥佩尔（Kevin Appel）。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他们都被认为是复兴了绘画实践的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一群艺术家和1989年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名为“森林的征象”的展览，有着深厚的渊源，受此次展览影像的影响，这些年轻艺术家都欣然采纳了，对艺术史、理论和流行文化混合式的借鉴，并身体力行到绘画实践上来。劳拉的绘画是颇具争论性的，她的每一幅作品都非常特殊，没有系列性的或主题一致的作品，其发展过程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多样性与多元化的，看她的作品每一幅，都像是一个新的开端，引发欣赏者不断地进行审视和思考。

　　通过个人化方式混合抽象与具象元素来探索的形式，可以看成是劳拉作品的一个契入点，她的作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视觉参考的兼收并蓄，这其中包括民间艺术、东方的风景画和园林设计、欧美的现代主义（如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色场绘画等）和自己的摄影。自由跳跃在具象风景和抽象电线的风格都是用充满活力的厚重笔触、富于奇思妙想的儿童式涂抹、游戏似地拼贴组成的。每一幅作品都有着她自己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一种形式和内容、主观与客观的共生。早在2002年《时尚（Vogue）》杂志记者多迪·卡赞晋（Dodie Kazanjian）采访当时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保罗·施密尔（Paul Schimmel）时，保罗就赞誉道：“劳拉·欧文斯的作品既是绘画又是关于绘画……就像莫里哀的喜剧，一个演员以角色的身份表演后，再站到一边去评论这个表演，认为她是上世纪90年代南加州出现的最重要的画家。”

　　早期劳拉的绘画风格与色场绘画、新图像绘画很接近，1995年一件参考肯尼思·诺兰（Kenneth Noland）而来的对角线形条纹，加上抽象表现主义滴洒笔触的无标题作品开始，劳拉后来的绘画都不再有题目了。此后他所继续进行的抽象风格可以看到拉里·彭斯（Larry Poons）、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和海伦·弗兰肯萨勒（Helen Frankthaler）等人的痕迹。如在2002年的无题作品中颜料均匀薄涂在画布上，在色形的边缘有一些色调层次，从而获得一种超脱画布之上的感觉，但没有颜料的质感，这种泼染技法，就是色场画家的特点。后来她扩大绘画规模，同时将有限的色块和大面积的画布相平衡，使得画面空间关系更加清晰。到2000年，她的作品中出现较写实的形象，并把可资借鉴的元素延伸到中国和日本艺术之中。她的作品这种挪用和剪贴各种业已存在的元素特征，被评论界称为模仿作品,并对此褒贬不一。而劳拉认为自己的绘画是地道美国式的，并且是一种坦率的、带有中西部特征和直截了当的感情，还有某些幽默感。绘画与生活应该融为一体，她自己是拾起了玛丽·海尔曼（Mary Heilmann）的想法和手法，不可否认玛丽给了她深远的影响。她本人毫不掩饰自己的灵感来源于借用，还宣称自己不会对使绘画尽可能地夸大和荒谬，而感到羞愧。据说卢梭的绘画形象就有来自图画书之类间接途径，因为他本人从来没见过热带丛林。而阿历克斯·卡茨（Alex Katz）也公开表示过他的风景画来源于艺术而不是自然本身，很明显劳拉画中的自然形象也是来自艺术史：东方的风景画、卢梭的作品等，但画面的精心构成和简练优美的统一，使得风景画本身传达出了一种更加个性化的风格。比借鉴更重要的，在于灵活运用，劳拉还借鉴了“女红”中的刺绣针黹，她将颜料直接从颜料管中挤压出来，模仿针线所造成的效果，完全不顾美国民间艺术家“摩西奶奶（Grand Moses）”曾在她的作品中也有类似表现。

　　一幅展示丛林中动物的绘画场面，劳拉会把它描绘成完全荒谬的大杂烩情景：包括松鼠、兔子、海龟、猫头鹰、猴子、蝴蝶和熊等，这些动物被部分安置在日本绘画的风景之中，而另一部分却是迪士尼漫画，并且常常加上一些额外的图案：扑克卡片或者红色球鞋。有时候她想尝试在风景画中添加一些反面的形象，如蝙蝠，但她了解，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蝙蝠有它不同的含义。她在中国的刺绣中见到蝙蝠的形象是非常悦目的，并作为幸福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劳拉提到一幅提埃波罗的作品，关于美德与高尚战胜愚昧的寓意画中，蝙蝠是愚昧的代表。而确认为“蝠”与“福”谐音的中国人，是读不出她作品中想借蝙蝠表达那种阴险和恶意的哥特式象征的。

　　劳拉推崇艺术在心灵中的自由创造，不受束缚和限制。如果有可能，她觉得自己想像隐士那样躲开世俗的纷扰，而把生命献给宗教精神。她的创作，让我们对创新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也给当今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