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交待这个画展的起因。庚寅新春，越秀区迎春聚会。我见到老院长陈永锵，闲谈间说到大家很想他，几时聚一聚吧。锵哥即刻拍板，拿出记事本，在密密麻麻的安排中找到一个空隙，定了时间。不久，本院的一班老饼就聚在某酒楼怀旧畅叙，酒酣耳热之际，锵哥提议搞个老画家画展吧！好！大家齐声附和。那就定在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第二天，锵哥已经将展览前言写好……并有了后来的连串动作，促成了这个画展。

　　今天，画展终于开幕了，并起了个文雅而时髦的名字：资深。回避了那令人沮丧的老字。怀旧总会令人感慨万千，足以充塞情感的深壑，不管是青春无悔也罢，悔不当初也好，总之时光之轮不会倒转。如果感叹唏嘘之余能引发一些思考，那么这些怀旧就不是多余了。

　　广州画院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前沿广东，这里聚集了一群历尽磨难的广州画人。画院体制的建立是这群画人极力争取的结果，他们似乎预感到，中国文艺的春天即将到来。用人才济济来形容这个群体并不为过，当时的话是叫做“老中青三结合”。这里有出生于上世纪初，受教于民国以来的新式美术教育，直接参与鲁迅倡导的新木刻运动的文化先锋，有直接师承岭南派一代宗师，用画笔为民族解放运动鼓吹呐喊的勇士。也有上世纪50年代苏式美术教育陶养出的新人，在中国文艺万马齐喑的特殊环境下崭露头角的青年精英。更有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美术研究生，或在美术江湖闯荡多年小有名气的青年俊彦。他们幸运地聚合在画院的旗下，享有当时最好的创作条件，抱着对画画宗教热诚般的崇高责任感，决心大展拳脚。所谓最好条件只是相对业余画家而言，微薄的工资和少得可怜的材料费，没有画室，在狭小的居室里作画。唯一优胜的就是以画画为工作，创作比较自由，摆脱了先前为政治服务的束缚，画作也不要经过政审，题材技法选择的自由度较大。

　　在国家文化体制中，美术专业协会自上而下层级管理，作品则由下而上逐级评审选送，专业媒体和大众媒体予以传播推广。广州画院在这既定的运作模式之下，依靠这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迅速崛起于广东主流美术圈。而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文艺思潮的涌动，对于国办画院也不能说没有影响。出国潮、下海潮、85思潮、商品化等等，在大潮的荡涤下，在无数诱惑前面能坚持下来，不弃画笔创作不辍的画人，成为了画院的主体。

　　画院人有一个初衷就是“出作品，出人才”，也是办院宗旨吧。不能说是石破天惊的提法，但也是从为什么服务之类天上有地下无的超高处，回落到人间实处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当时提出确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日的画院人，无论年资先后，成就大小，其成才之路，画院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点。老院长刘仑自30年代起，由木刻到水彩，再到水墨，由人物画、历史画到山水画，其水墨没骨山水画就是在执掌画院之后，年逾古稀才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副院长黄志坚的花鸟画也是在这时期，超越岭南派的藩篱，显现雄强壮美的本色。以政治宣传画闻名遐迩的几位“天王”级人马，李醒韬、张绍城、黄堃源、梁照堂等，也在画院成功转型，形成各自的风格特色。或绮丽的水乡风光、或醇厚的岭南佳果，或深刻的历史人物刻画，或市井风俗人情世故，或水光山色的风俗风景画。或以金石书法老辣朴拙为追求的人物花鸟画，至于研究生与自学成才青年，更以其年轻敏锐和胆色，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他们在画院成长、成熟，形成各自的风格特色。今天的成就无不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画院的制度和环境。

　　画院作为一个政府文化机构，其架构和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适应了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需要，提供了一方沃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产生了一批精品。其中不少画家和作品，成为广州美术文化中地标式的标志。广州画院对广州美术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美术史上的无数例子告诉我们，画家大师的产生非要经过漫长的岁月磨练，深厚的积累才有可能。今天参加展览的这批画家，他们在人事制度上是已经退休，但在艺术道路上恰恰正是如日中天，秋收季节。对于社会文化而言，他们是一大批珍贵的、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在广州美术新的地标未有建立之前，他们是广州文化在美术上的标志。新标志确立之后，他们依然熠熠生辉，因为他们代表了他们经历过的时代。

　　时光飞逝30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进程，绝对可以说是超过以前100年。艺术是时代的产物，画家也是时代的人，承认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今日绘画不仅仅用今非昔比就可以说得清楚。

　　19世纪摄影术的发明，照片逐渐取代了绘画的某些功能，导致了印象画派和现代画派的诞生，绘画的目的和观念的改变造就了20世纪世界绘画斑斓璀璨的新面貌。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数码摄影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普遍运用，读图时代来临了。手工绘画几乎被赶出实用领域，曾几何时广州交易会的巨幅宣传画，几乎受到全体市民的顶礼膜拜。而今电脑喷涂的巨幅广告铺天盖地，比真人还逼真的3D影像，举目皆见。但让人吊诡莫名、不可思议的是，当日挥汗终日仅可换饭一顿的一张画，今天竟可换得几千几万大元。种种现象告诉我们，绘画与社会的关系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原来作为社会公众媒介的绘画，逐渐被新媒介所取代，也就是说绘画的公众认知度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绘画作为上流社会的代言和财富标志，重新走进象牙塔里，供少数人玩赏炫耀。现实告诉我们，时代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

　　公办画院往日的体制优势不复存在，社会文化从单一变为多元。主流美术依照既定的游戏规则保持其主导地位，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以展览和获奖为标的美术创作，仅供圈内人自娱自乐。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创作却争取了更多年轻观众。稍前的国家历史画工程，广州画院也以其极高的中标率，显示出传统优势，这是在体制管理、资源配置、创作思想等方面适应对路的结果。然而，它的社会认知度已经大不如前。另一方面，画家的个性追求和体制模式下的主流美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现。青年画家个人特色绘画语言的探索，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表达，专业技术的追求和他们对社会历史、现实，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对社会生存现实和人文关怀的体验和思考。孰轻孰重，如何取得平衡，显然是摆在画院和每一个画家面前的大问题。

　　认真回顾总结广州画院走过的30年，重视老一辈画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超越他们的时代局限，才有可能在这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面前，找到相应对策，建立广州文化在美术上的新地标。但愿这次老画家画展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