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这是一群活跃在中国画坛的“天之骄子”，是当代中国画坛的中流砥柱，几乎个个声名鹊起，享誉遐迩，占尽风光。自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至今，长达20多年，唯有郎森一直默默无闻。借用前人的说法，郎森该属于“隐逸型”画家。因为他一直没有停顿手中的画笔，笔耕于砚田不已，所以称他是“当代隐逸型”画家。当然，古人与今人的“隐逸”不同，即使是今人的“隐逸”也各自有所不同。

　　在古代社会，那些“精神贵族”或隐于朝或隐于野，或隐于诗或隐于酒，因为他们要面对封建社会的“权力意志”，他们的心里便只有隐忍、扭曲乃至逃逸，这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个历史悲剧与生存宿命。而今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情形却更加复杂，难免会有一些失落的人愿意去隐或不得不隐，逸出时尚或时代之外，寻找一个自我的精神家园，让心身稍稍安顿。郎森的“隐”与上述人生却不相同，他没有那么多的失意和不痛快，也没有“逸”出时代之外，而是甘心情愿地“隐于教”，将自己的才华、智慧默默地奉献给大学讲坛，有一股不累趴下不罢休的精神。20多年来，他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参加全国性大展，很少发表作品，很少与画界交往，他忠于职守，勤勉工作，钻研教学，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教书育人”。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使他这个贫穷家境的孩子走向艺术的殿堂；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含辛茹苦抚养他的奶奶和父母，才不辜负他的恩师们的心血栽培。他问心无愧，毫无怨言地一直在教学岗位上干。如果用“甘于寂寞，乐于奉献”这句话来概括他“隐于教”的这段生命历程，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再次见到郎森时，他已退休一年多，捧出了一大摞作品，谈了一大箩的话。显然，他又把教学的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用于他的绘画。他告诉我，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是最幸福的一代，他非常珍惜这个历史的机缘。他们能亲耳聆听老一辈艺术家如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田世光等先生晚年的谆谆教诲和经验指点，并能有幸亲眼目睹这些先辈大师的现场作画风采。大师们那种平易近人、言传身教的高风亮节，使他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他告诉我，这些年踏实沉寂、选择隐逸未必是件坏事，在“隐于教”的时日里，他并没有停止过对花鸟画的研究与实践。换一个角度，他可以沉下心来，对中国花鸟画的古典型态进行梳理，对历史上开宗立派的几位花鸟画大师进行全方位的研习，同时对花鸟画如何继承创新、面向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以及引西润中等一系列课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向我展示的一幅幅作品，就是他这么多年研究的成果，他的思考、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他的艺术个性都包含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出，他的心情是愉悦的，是轻松的，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那种重新回到艺术创作状态的愉悦，那种不为名利所累的厚积薄发，使得他的作品蕴玉藏辉，终成大器。

　　二

　　花鸟画发展至今，面临着一种困境，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缺乏艺术活力与时代生命力。而现代花鸟画缺乏活力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绘画的个性化不足，艺术语言的探索没有形成新的笔墨造型观，画面视觉组合平板且流于雷同，或借助于古人作品的局部加以改头换面，或对今人的作品东拼西凑，习习相因，从而导致了现代花鸟画发展的乏力。纵观郎森的花鸟画，却是另一番景象。笔墨是清新的，没有对古人的因袭模仿；题材是新颖的，善于感受生活的独特点；画境是明朗的，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勃勃生机；色彩是艳丽的，在用色的新艳和谐上又开生面；心绪是乐观的，哀戚、凄楚、愤懑与他无缘。在郎森的作品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正是他的笔墨形态、笔墨美感、笔墨质量、墨色并重及以堂正饱满的气象而聚合的艺术取向——借古以开今，显现出明媚、新颖、刚健的蓬勃生机。

　　就写意花鸟画传统而言，郎森具有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在18世纪、19世纪，上承徐渭、朱耷、石涛、扬州八怪的前海派——以赵之谦、任伯年、虚谷为首的江南画派，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市民文化和艺术市场的影响，一改水墨为宗的文人画作风，朝着色墨并举或者强化色彩诱惑力的方向演化。但他们又融入了北碑之力，从另一角度丰富了文人画以书意作画的内涵，正是在笔力、笔意的进一步文人化和情趣进一步市俗化这种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化合中，为20世纪文人写意花鸟画的转换奠定了基础。

　　他崇尚20世纪转换文人画风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吴昌硕。这位凌跨19世纪、20世纪被称作“后海派”的领袖，承继了前海派的美学思想，进一步以篆籀入画，更取西洋红等明亮色彩，以适应城市平民文化情趣，进一步改变以水墨为上的文人画观念，改变着以淡色为宜，认为“作画以深色最难”，“写意而设色者尤难能”的文人画成见。他也仰慕转换文人画风的第二位代表人物齐白石。这位写意花鸟画大师除着意于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之外，又依着他那农民的本色，把乡间的自然情趣和思乡情结，把民间艺术的造型、色彩融入文人画笔墨之中，洋溢着一颗童心和农民的朴实的审美意识。潘天寿把时代崇尚的健康向上的精神，以阳刚之笔、崇高之境、奇崛构成巧妙地与自己的人格力量熔为一炉，并把墨戏作风转换为严谨的经营，使写意花鸟画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是写意花鸟画朝现代转换的第三位代表人物。这三位大师和李苦禅、唐云、王个簃、王雪涛、郭味蕖、朱屺瞻、崔子范等集结为一个强大的写意花鸟画流派，书写了20世纪花鸟画史最辉煌的篇章。

　　毋庸置疑，郎森作为齐白石的高足李苦禅的研究生，对其影响最直接与最大者，乃属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为最。从审美理想、形式风格与笔墨秩序上看，他继承了李苦禅的用笔、运墨的经验，墨气丰厚、润泽，作品中一派生机勃勃景象。同时，他欣赏吴氏以气胜，歌颂了心中花鸟世界的雄艳苍劲和历劫不磨的永恒生命力；他也有感于齐氏以情胜，抒发了普通百姓爱乡土爱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