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举办过一个浙派意笔中国人物画邀请展，随后还作了研讨。浙派人物画是否为浙派意象人物画的简称，还是除了画意笔的写意，尚含写实的工笔？当时没有谈起。

　　就浙派意笔中国人物画邀请展而言，让我费解的，不仅邀请了浙派画家，从展出的风格看，似乎还有与浙派人物画相关，却非浙派人物画的作品参展。但更有人以为，参展者都是浙派画家。这不能不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因为浙派人物画的界定，在认识与理解上，本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所以值得，是因为它影响着浙江，甚而有关全国中国人物画的传承与发展。

　　画派的形成，窃以为，是以理念为核心、以地域为龙头、以风格为表象的产物。换言之，一是某种时代使然；二是合伙地域相聚；三是彼此志同道合。志同道合，当然是在某方面的理念或道路上的趋同，未必是全方位的一致。比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是应对当时的“四王”，强调笔墨师承、讲究摹古逼真的守旧，而八怪则是注重师造化非泥古的创新。显然，八怪们就风格言，也非一致，但在某种理念的追求上，却是同一的。

　　浙派中国人物画的形成，表面看，似乎是一个地域加某种技法的结合。然而，深层看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政治的产物。它发端于时称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美院。界于建国初期所坚守的文艺方针与表现方式，乃是解放战争时期文艺政策一种延伸的时段。由此，除了人物画，表现风花雪月的花鸟山水，当然难有它们的位置。就以善长花鸟的潘天寿，也画起了人物画农民“交公粮”！作为花鸟画家的吴茀之、诸乐三教授，那就不得不移职学校的教务科，料理教务了。时年，文艺必须服务政治；创作必须深入生活；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它便决定了造型艺术的创作，要直接以人物作为表现的对象。这也就是中国人物画得以空前繁荣的基础。同时也赋予了浙派中国人物画昌盛的灵魂；浙派人物画也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

　　此外，建国初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驱使下，引进了一整套苏式美术教学的模式。从艺术创作的规律上看，无论是苏式、还是欧式，归根到底，都是严格执教了西方人物造型的写实规律的。由此也夯实了浙派中国人物画家们在人体结构上扎实的基本功力。人物的具象写实，造就了浙派人物画构成的内在骨架。而这严谨的写实风，也与中国传统文人画中的人物拉开了距离。故而同时成了浙派中国人物画的一大特色。

　　实事求是地说，形成画派的以上因素，并非浙派中国人物画家的独具，实为全国美术界所共同。那么，完善浙派人物画，重要的还因它所依附地域文化的浸润。倘扩而论之，浙江位于江南，所成就的人文特质及其浑厚的内涵底蕴，成了传承中国画浓重笔墨的温床。从“四王”、“八怪”，到“新安”“海派”，这里是块不施肥也能丰收的笔墨沃土。再近而观之，更有中国美院的黄宾虹、潘天寿等诸大师的熏染与影响。线的勾勒，墨的点厾，成了浙派人物画的天然血脉。赋以其灵魂，构以其骨架，配以其血脉，终成了异于四方诸地的中国人物画的浙江面貌。

　　当然，这个画派的引人注目，更在于当年周昌谷《两个羊羔》的获奖，以及方增先《粒粒皆辛苦》等作品的诞生，为此，不仅国画界，且得到全国美术界的关注，从而使浙江中国人物画生辉夺目，名声大作，逐而成派。如果失缺以上诸条件与因素，难成浙派中国人物画的生成气候；在全国也甭谈有甚影响！

　　历史上的画派，多半是历经后人的学术梳理，在不觉中成名、流传。当然，而今也有某些地域的同仁们，因种种因缘的组合，自成一统，封而成派。我觉得，只要抱有追求，创出特色，收到成效，都行。而浙派人物画，当属前者。它是逐步形成，继而影响全国，渐而在历史上被画界所公认的中国人物画派。

　　浙派中国人物画的形成与影响，作为一个画派，有人盼它长命百岁，代代相传。这虽是良好的愿望，但，也只是一种美好的期盼而已！何以？因为一个画派，有生，必有句号的时日。要正确认识、全面总结浙派人物画的诞生，就要面对与承认在建国初期政治需求的前提下，以西方的严谨造型，中国的传统笔墨，加之浙江的地域特色，更有画家们的干才，从而铸就了这个画派的事实。画派，不仅只是地域的，更是时间的与阶段的。浙派中国人物画，“始于建国初，终于‘文革’时”，这就是我对它在时日流程与跨度上的界定。 

　　如前所云，画派是历史的现象。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流淌，世界之地域虽能永恒，而生活在这个空间上，人们的思维与审美，却要随历史、时代的车轮俱进。我们倘不谈理念，不论审美，单从技法表现上，浙派中国人物画的作品，无论是周昌谷的《回家路上》，还是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画面可见，大多是通过瞬间的情节来表现主题，笔墨多承于传统的手法，表现较为单一；而当今的画风，笔线技法超于十八描之外，技法趋于多元、追求创新。就以画派创始人之一的方增先论之，他作为画派的经典代表作品，公认的始为《粒粒皆辛苦》，再是《说红书》。而今的他，其思维与技法，已不是“浙派”了。我以为，人们并不视其《母亲》作为浙派经典的代表之作，尽管它在技法上，兴许比以上提及的作品更成熟。因为从反映的主题内容到表现的形式方法，其质，已与斯日全非。那就更谈不上而今是从所谓“文革”后起的许多新兴画家们了！也难怪研讨会上的刘文西，这位成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画家，一再声称他是浙派老师培养出的学生，而却一字未提自己是浙派的人物画家。这同时亦验证了我对展览的总体印象。刘先生参展，其作品的风格正说明，他是与浙派人物画相关的一位人士，而非浙派的中国人物画家。

　　有人会问：那么何以看待或理解一个画派的传承呢？不说其他，就以父子间说事。子可获其父遗传因子若干而传承，自身却非父也！由此，世代的相袭，所谓“传承”非是画派的延伸。但，画派的消亡，也并不代表传承的消失。中国画自古至今的发展，途经历代的涤荡，画派消解无数。然而，它们通过笔墨的传承，至今并未断线。再说，作为中国浙派人物画的特色，就以笔墨而言，其影响早已在全国稀释与普及、吸收与化解。从而在中国画坛上，作为“浙江人物画派”已失落了它独有的特色。

　　随着时代的浩荡，激发了一拨又一拨的画风与派系。浙派中国人物画邀请展正昭示了这个画派的初成与发展、传承与落幕的全过程。

　　浙派中国人物画虽不复存在，然而，对中国人物画之传承后的创新，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