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人和我争论有关中国画中的文学意义，或者文学意义在中国画里的价值。当初我认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中国画素来是讲究诗意的。传统美学“诗画一律”，指出了诗与画的意境会通，即“诗情画意”，指出了诗歌和绘画最终的审美意义是殊途同归的。现在回想一下，这里的认识是有些片面的，断章取义了。简单地将诗意偷换概念地和文学搁置在一起是草率的。其实诗意和文学性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最近读了张望创作的“城市·阳台”系列水墨画，更加认为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本质上有着不同的深度。诗意的层面是抒情的，讲究真实。文学性的层面则具有着哲学和人文思辨的色彩。诗意，可能只是情感的，只是自我情绪的宣泄，只有面临唯一对象的选择。而包含着情感，涵盖着诗意的文学性，则是有土、有根、有母体的，是泛泛的面临对象。

　　1994年张望的《麦子》在第8届全国美展获得大奖。其时，我意识到当代中国绘画对文学意义与思想性极为看重的，也意识到这是中国绘画再发展的一条可持久的道路。中国画是一种以人为本，从精神出发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形式，同样需要那种坚持独立思考并以此展现艺术思想的原则，需要有立场的关注和社会伦理的把握。面对作品也需要读者进入其中，感悟它的语义和魅力，不只是看，也要读。他同样有时代的影响和烙印。

　　从他的系列作品里，我们读到了一种被城市边缘文化浸淫了的景像。那是一种被社会时尚牵引着的传统文化的衍生物，是传统观念与时尚相碰撞产生的特有的形态现象。它夸张却又真实，混乱但又存在着秩序，具有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质。在张望的作品中，写性浓郁的笔墨与时尚典雅的人物造型，烘托出的时代氛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看得出文化价值与文学意义影响着张望的创作。以往的均衡——传统艺术的化身与守则，在张望这类城市作品里被打破了。水墨还是地道的水墨，形式和语言则变化了。张望的这一系列叫做“城市·阳台”的水墨作品，正形成着个人对他者，对当代人类自我异化鄙视普遍社会意义的思考。这一点超越了传统水墨经验的阅读涵义，情感的价值超越了观感的价值。

　　时尚意识是张望在这组城市题材中最为关注的。他用当代景观中最为矛盾的因素搭台。这就是：一方面社会越来越强调和保护个人隐私；一方面是人为的城市扩张，居住的增容，带来的相对具有舒适感的空间距离在消失，公共空间越来越透明。社会审美及社会公共安全感，已经被闹声鼎沸的消费主义现象掩盖了，形成了一种更潜在、更强大、更难以抗拒的旧传统观念变化给“性审美”带来的麻烦——心理窥视。它凸现了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相互依赖相互摒弃的精神应力的脆弱和自我异化的精神吞噬。它的当下性被快餐文化表象包裹起来，省略了酝酿的过程。张望在他的创作中展开了解并思考了这个社会问题。他运用水墨的特性和他选择的内容，展现出的城市和在此生活的城市人，便有了指向性。看起来城市的女性和狭窄的个人空间，在城市的楼宇间更真实地闪现着。隐秘空间的闺阁，只有眺望和拟真的“戏虐”了，如同游走的水墨。当代水墨就在此发挥了它的优势，具有思辨能力的，文化素养的画家便可以尽力了。

　　在当代中国画坛，有这么一批将水墨和当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做实验的先行者，早期的周思聪、刘国松，稍后的田黎明、刘庆和等，他们将艺术建立在自己真实的情感和认识之上，已经不让传统形式纠缠。虽然依然是用传统的笔墨，但结构出了独特的形式笔墨。他们的价值就在于背离传统，不背叛传统；表达时代，但不摹拟时代。他们展现出的是对当代文化的阅读能力和深度感知，精神与思想都是独立的。然而，他们关照的依然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张望的“城市·阳台”系列则在他们的意义上，把关注点更加紧缩聚焦在建筑的局部上——阳台。阳台对于城市人来说，或者对于整个建筑来说，它本身是代表着渴望和向往。就阳台一词来说，阳台是通道，它起着承内启外的作用，它包涵的不只是诗意，还有一层重要的文学意义，那便是现实与理想。在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阳台是一个固有文化空间。从这一点出发，张望不断将隐私暴露的女性搁置在阳台上，去润染，去结构画面。这里的水墨就变得有意味了。这种意味体现出了文学的终极意义——在独立的精神下思考，笔墨才具有当下性和现实意义。

　　二

　　中国画艺术的功利色彩是在有文化、有经历、有思想的人群里交流和培植的，它附庸于特定时期的人文文化和道德审美。对于画家而言，变化与风格的培植同样需要文化、经历、思想的积累，需要母体——社会的培植。在这里阅历的意义就显得极为重要，张望的绘画在多方面突显出了他艺术生命中重要的阅历价值和天赋中对人文思考的梳理能力。始于笔墨本身、始于天人合一的大道德、始于教化与服务的职能、始于传统审美普遍植根于中国画中的审美均衡，在张望的作品中渐渐隐退。然而，重视当代社会人的精神变相，日渐成为张望的一个丹青方向。把握当代人文脉络，体察社会道德力的能力渐渐显现出了张望的艺术伦理。那种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责任感给了张望一种精神力量和思考的眼力。张望运用水墨特性和他选择的内容所展示出的城市，便有了社会和艺术的主题性。

　　张望的绘画较为重要的意义，是他成功地引入了具有实验性现代水墨。这种试验性不是先验的，更不是怪诞的，而是具有具象意义的实验性。它不同于当代其他试验性水墨画家局部展开，或者只是水与墨、技与术的浅释。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强调内敛的具有完整性的系列图像展开的，那便是女性在阳台上被单一的描绘。这种内在的主题结构特点，具体在图像上，笔墨的随意性与直观性便有了极大的发挥空间。笔墨自身的魅力更具特点，更具表现空间。从形式上，张望就捕捉到了笔墨那种随机变化的巨大的能力。从大的观念上它符合了具有终极意义的现代水墨，从局部观念上它则有广泛的实验价值。应该说在当代，以水墨实验寻找个性语言的年轻画家中，张望是一个新的代表人物。

　　三

　　图像阅读可以使人将认知感觉转化为视觉记忆，能够使视觉得到修补与校正。当视觉认知进入到概念化形象记忆中，记忆往往有机会变为一种觉悟。身居闹市对于四周的阅读，在张望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为一种视觉记忆。张望的作品所展示与表达的，正是他对所居住的这个成长中的城市，长期阅读的结果。他用不同女性的不同姿态，结构出了城市的一隅，这是他在反思中悟力所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于是，张望让我们读到了系列图像下的丹青精神成为了对真、对善、对在城市夹缝中求生存的人性与天伦的重新理解。但是，当我们以为可以用道德审美、传统观念、笔墨形态去甄别、辨析张望这组新的图像时，实际上会走进评论的死胡同。正如，一定要把绘画从文学性中拉出来，或者，抽去绘画的文学性用所谓的纯粹的艺术法则——形与色，去界定绘画的意义，拒绝进入时，这实际上是将中国绘画的生与命割裂了。这是一种面临时代的精神迷惑。绘画中的文学性，或者，联想意义是绘画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中国绘画在当代被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的修养对于人物画家来说是首要的，学术界有句大实话：“文学即人学”，以人为本的人物画何尝不是呢？张望曾深情地对我说过：“人物画应当把人物当成人来画。”这恐怕是他几十年来学习创作阅读人生的最精辟的独白。认识到这点是需要时间和修炼的。在我交往的画家中，无论耄耋之年的吴冠中先生还是知天命之年的田黎明先生，他们都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写得一手的好文章，在读书界被极力推崇。他们的艺术也得到了这种修养的滋润，并且引导着他们走出了正确的艺术道路——独辟蹊径。

　　张望绘画技法娴熟，但他并没有以此为长处，过分地去施展技术。利器只是工具，出类拔萃的利器一定掌握在思想出类拔萃的人手中。张望用图像的形式转化了他对水墨的认识，对城市的感情。由于他驾驭的是一个看似局限，但实际上是个映衬当代的大题材，所谓“窥一斑知全豹”。他品行中固有的人文情怀在其中支撑着他，因而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偏离他的绘画初衷和文学性的精神初衷。虽然实验的因素避讳不开，但妨碍不了他朝向当代精神展开的剖析。技法只是驾驭和贴近题材的手段，寻找社会的声像才是要点。而他的要义就是把一个城市里的所谓明尚和古典结合起来比对，看看城市到底风向何处。城市的景象与情感价值，在这里不单单只是设色与笔墨，而是一组组在画面之间形成的角色转换——特定的审美趋向与精神归宿。那些墨与脂粉掺和在城市的微尘里，落满肌肤与阳台。这其中的韵致是韵外之致。张望弥补了当代中国人物画极少对现实反思的偏颇现象。他为中国画关照城市生存或者叫做“城市水墨”提供了一种阅读的通道。

　　张望说过，“画人物画画出人的味道来最难也最有意思的。”从事艺术的人，面对社会和时代总是要有个明晰的现实态度，事实上当我们回顾人生时，我们都明白天下之事莫过于人之事最大。人物画家明白了这些道理哪有画不出好画的？张望目前的绘画状态及成就，重要的意义就是他对唯美的理解有他的一贯性，也有他的变化。从知识的角度我们去理解张望的绘画语言，就能感受到他思想中的人文关怀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对于《红楼梦》的理解。有了那些琐碎的儿女细节，掩映其后的大社会才厚重、才磅礴。张望一以贯之地刻画具有古典美的当代女性，其实，就是在思考与传统相悖的现代审美，在当代社会审美中的意义。就是在于他能反思当代社会中的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的尴尬位置。他承载了走过和曾思考过的生活。应当说这是当下绘画中最为难得的，或者说这是中国人物画家下一步要做的。在此张望的思考与实践就具有了重要意义。或许，他将成为当下绘画领域里的一种普遍的人文现象的个例——城市的本身叙述者。张望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有着他的思考和方向。尼采说过：世界能被解释的方式是无限的。

　　作者为：著名美术专题片导演、美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