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秋前，致电问候身在京师的自由艺术家F君，而他首先告诉我的，是首都成了“首堵”的惨象。当然，与众多网友和“水军”们一样，他援引了那套民间的理论，以解释此种匪夷所思的怪状——“天公不作美”，2010年9月17日周五的一场小雨，使富裕了的“北京人”在“集体”开车出门送礼的途中，消耗了不少宝贵韶光。

　　当然，我在这儿绝非闲着无聊旧事重提，更应该没有什么“仇富”的畸态心理。我想借此分析的是，这类社会现象对于“设计”来说，是否还有些特殊的启发价值？

　　《美术报》不久前曾推出对于“过度包装”方面的讨论，我作为主持人并没有太多的“辩词”发表。不过，就着前几年受邀出席国家质检总局“包装立法”听证会以及后来在《美术观察》杂志用笔名所阐述的相关内容，我不得不再次呼吁，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设计师的身上。我们更不应简单地将经营者、设计者以及制造商的合作，视为人工造物领域的“狼狈为奸”。可是，我同样不否认，诚如设计师们私底下所愿意承认的，那里面还是有很重的“助纣为虐”的嫌疑。

　　如此，这些来来回回纠缠不清的“结”，其最终难以摆脱的致命问题到底在哪儿？

　　还是那本合作近10年的《美术观察》杂志，在我读本科时便推出了在“大美术”背景下的笔谈版块。有那么一期，当“圣诞”氛围弥漫周遭之际，却专门花了很大气力探讨“节日设计”的话题。当时我发言的主旨到今天都未有改变，亦即我们需要有中国自身的节日风情，而非粗率地循着西方，或“厚黑”意义上的“送礼-放假-吃喝”的行事逻辑。可是，若往更深的层面揭发，其实与“过度包装”同样，我们所面对的无非不过是一种怪异的社会人心，而设计及表现竟往往易于成为其部下的“佞臣”和“替罪的羔羊”。

　　抽象地说，“设计”本身代表着一种社会改造的复合力量。如果使用得当，特别是能够从“大设计”的角度借鉴并重构其他领域人类智识的精华，那么，我们必将迎来一次次文明的壮丽胜景。

　　但，“设计”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手段和表现恐怕又是人类造物中最驳杂且最显见的行为。当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如此的禀赋和能力时，夸张的试错与轻薄的滥用，便成为一条无法规避的、贯穿始终的潜流。而事实上，正是这后两者，直接组成了我们当今社会里层出不穷、屡治屡犯的诸多劣习和顽疾。设计也在如此阴影的胁迫下，最终具象地“规范”并塑成一个虚幻的“名利场”。

　　在其内，生来平等的人，成了被“格式化”的、丧失基本灵魂的动物：我们利用本可以填平沟壑、搭建庇护的设计，竞逐虚荣、享用欲望；我们利用本可以抚育新生、修弥创痛的设计，矫饰非常、遮掩怯懦；甚至，我们利用本可以征讨凶险、驯服奸邪的设计，构陷正直、挑战良知。如此而往，我们恐怕将面对的是一场冥冥中被“设计”好了的崩盘与悲剧。

　　我亲眼目睹过不少同辈，抑或更年轻的设计师，由原先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理想，一步步被教化并滑入俗世的狡黠与功利。我承认，生存是现实的，索要必须的、维持个体更好地生产、生活的资源，也是天经地义。但，我必须再次强调，“名利场”恰恰不是设计应该出没的活动区域和根本归宿。

　　不少卓有贡献的前辈业已采取行动，希望通过伦理学意义上的匡正，来遏止这种纯粹无谓的青春牺牲。但是，我不认为面对如此大面积的社会溃烂，只剩上述可怜的理论作为。准确地讲，依靠本已被魔障了的人心而生成的“伦理”，一样会迷失在异化了的世界，那漫无边际的“网格”和“阶梯”之中。

　　事实上，不少人，包括本应清醒的设计师群体，早已服下了“社会可卡因主义”所炮制的毒药——“资源-利益-地位”一环紧扣一环地，在荒唐的“温床”中不断被培育、被上演、被吸收……

　　话题还是回到“节日”上吧。“圣诞”过后，当苍翠的大松塔被无情地抛弃在柏林的路边，我总在想，这真是“被利用者”的末日呵：年复一年，旧的虚荣的工具总会被新的更好的工具所淘汰。然而，设计本应是一项能够自洁与涅槃，用以切除毒瘤、解放心灵的，精纯而锋利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