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沙孟海的兰亭关注

　　□毛万宝 

　　（紧接第33版）试看这件《兰亭序》临作，一变沈尹默平日瘦劲秀润的笔法为刚劲中正、风骨嶙峋，即是得到了他所归纳的王羲之内擫笔法。我们从沈尹默日后所作的类似书作，如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奉援庵先生》条幅、临柳公权《送梨帖并跋》以及写于1963年（81岁）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中，可以看出这种内擫笔法的遗韵。”⑤

　　陆维钊直到60岁后才在张宗祥的影响下，对《兰亭序》产生敬畏之情并给予悉心临摹的。只是陆维钊的《兰亭序》临摹，目的仅在于捕捉《兰亭序》所体现的独特精神境界（即孙过庭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境界），为自己的碑派书法创作注入必要之营养，让自己的作品风格在刀戟森森、刚狠张扬中，多几分平和，多几分蕴藉，而没有寻求改变既成风格以皈依《兰亭序》的用意。所以，陆维钊一遍又一遍地临摹《兰亭序》⑥，就没有止于形似，而重点向往着神似。他通过自述，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受清代包世臣、康有为碑学的影响，是不喜欢王字的，认为王字妩媚漂亮，没有北碑那样宏伟的气度与笔力，我喜碑厌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没有觉得王字有多少好。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王字，也不临、不学王字。60岁后，受张冷僧（即张宗祥——引者按）先生影响，开始接触王字。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来越觉得王字之高、王字之妙，并深深感到自己没有早一点学王，尤其后悔60岁以后，也没有在张冷僧先生影响的带动下，立即学王。否则，自己在书法上的成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还可以再大一些。我现在临王字深感吃力。临王字，只能临到《圣教》，临《兰亭》就感到‘吃不落’了。《兰亭》高不可攀。我现在书法上所希望追求的境界，在《兰亭》中全都有了，可惜我现在是可望而不可及了。”⑦

　　不同于沈尹默，也不同于陆维钊，沙孟海对《兰亭序》的敬畏，没有表现于书法技法和书法境界方面的追随，而仅仅在其文化内涵层面上下功夫，这就是无数次地用自己的“碑派书法”来书写《兰亭序》以及《兰亭序》的节注《临河序》之文字内容。这些作品，在今天的许多书法集中我们都可看到，只是有的书法集拟定标题时，将其称作“沙孟海临《兰亭序》（或《临河序》）”，其实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应该题为“沙孟海书《兰亭序》（或《临河序》）”，毕竟“临”与“书”是两码事，前者无论“对临”还是“背临”、“意临”都得有几分像临摹对象才行，否则，就不能称之为“临”；但后者“书”只须书家自运即可，其书法形象可以大大有别于前人以同样文字内容为书写对象的书法作品。沙孟海能在不改变自己书法风格追求的前提下，顺利了却对《兰亭序》的向往之情，实在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

　　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兰亭论辩，已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实，它并非一场纯学术论争，而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政治背景。简言之，1965年初，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陈伯达（时为《红旗》杂志总主编），得到一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定武本《兰亭序》，后有清末李文田的跋语，该跋语提出了“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观点，从文到帖否定了王羲之对《兰亭序》的著作权。陈伯达把此本带有李文田跋语的《兰亭序》送给了郭沫若，希望郭据此撰文重申《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而系隋唐间人“依托”。其间，正好南京文管会向国家文物部门提交了不久前于南京郊外发掘的王谢墓志等考古报告，郭便借题发挥，断言东晋时的书体都得像王谢墓志那样充满“隶书笔意”，而这一观点正是同掌意识形态大权的康生（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观点。以上这些内容，郭沫若在那篇认定《兰亭序》系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依托”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都非常明确地作了记述。郭文发表后，高二适第一个提出异议，文章无处发表，后来，通过其师章士钊之手转交毛泽东，因毛泽东作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才发表于《光明日报》上面。而高文一出，郭除自己一口气写出两篇回应文章外，更配合陈、康两人到处“拉壮丁”，写支持“依托”说的文章密集发表于《文物》和《光明日报》。至于赞同高二适的三篇文章，只能分别发表于北京之外的《文汇报》、《学术月刊》和《中山大学学报》。不久，因“文革”号角吹响（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为标志），兰亭论辩也就偃旗息鼓了。到1972年，郭沫若旧话重提，但已看不到反驳意见问世。次年，文物出版社编辑（1977年出版）《兰亭论辩》一书，把郭沫若一方的文章收录了15篇，高二适一方仅收录了3篇（已经发表的唐风和严北溟文章就未收入），篇幅严重失衡，所配图版亦是前者多而清晰、后者少而模糊，厚此薄彼可谓一目了然。不仅如此，它们还在带有前言性质的“出版说明”中，明确把前者划为“唯物主义”阵营，把后者划为“唯心主义”阵营。要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唯物”是进步、正确的象征，而“唯心”则是落后、反动的代名词。对这些政治干预，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一看就明白，心里不服郭说但也得保持沉默。直到“文革”结束，意识形态不再过分渗透学术研究，一批人文学者才敢重新谈论《兰亭序》真伪问题，把不同意郭沫若的一些想法，统统变成文字公诸报刊，从而形成兰亭论辩第二次高潮。沙孟海提交给1987年“中日书法讨论会暨中日兰亭书会”的那篇文章，就是新时期兰亭论辩同郭沫若唱反调的一篇重要专论。

　　沙孟海的文章题目上文已述，全称《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兰亭帖〉争论的关键问题》，很显然，就是从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看《兰亭帖》究竟是不是王羲之所作。郭沫若当年立论的依据便是笔画方折、粗朴的王谢墓志，认为在东晋时代只会出现王谢墓志这样带有若干古拙“隶书笔意”的书法，《兰亭序》为行书书体，太妩媚，必定系隋代书家智永所“依托”。沙孟海的发难，对准的即是郭文这一立论依据。在沙孟海看来，刻体不同于写体，二者本来就没有可比性，因为，刻体中多数会因刻工粗劣而改变写体之面目，把原先妩媚者刻成方折呆板者。所以，用刻体来衡量写体之真伪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王谢墓志书于东晋不存在疑问，《兰亭序》书于东晋、出于王羲之之手同样不存在疑问，二者并行不悖，何必一定要以水火不容、有你无我视之呢？下面，且让我们摘引沙孟海文章中的数段精彩论述，以飨读者：　　

　　△试将两晋南北朝各种石刻砖刻文字及木简纸张上的墨迹排列起来，分类分体，比较观察，就会感觉到刻件与写件是截然两回事。而刻体之中又有工夫精细与粗劣的不同，未可一概而论。

　　△上列各件，皆注明写与刻的情况。由于刻手优劣，呈现出笔画轻重刚柔，导致整篇书体有质朴与妍美的差异，关系实在匪浅。

　　△看上面所举各例子，刻手的关系实在太大了。说句干脆的话，刻手好，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頫；刻手不好，《兰亭序》也几乎变成《爨宝子》。

　　今天社会上还有人认为古代石刻砖刻文字笔画方头方脑的都是早期书迹，都是“带隶意”，这话显然成问题。

　　刻字，用刀切凿，很自然笔笔有方角。如要保持毛笔的圆势就难，要保持毛笔偃仰向背柔润细腻的笔意，则难而又难。《王兴之》、《王闽之》、《郑长猷》诸刻，笔笔都是方角，最为下品。

　　△1965年南京出土永和四年《王兴之夫妇墓志》，取与一千多年来人们传习的永和九年《兰亭帖》两相比较，书体截然不同。不少学者专家怀疑到《兰亭帖》是否可靠。这些都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探索，都是应有的过程。宋、清诸名家在学术方面各有一定的地位，决不因“千虑一失”而减贬他们的声价。今天曾经怀疑王羲之那种流美的书体，当然也是一个过程。真理愈辩愈明，本文的探索，也有待于在座诸位和天下后世大雅君子的审正。⑧

　　笔者因剖析兰亭论辩学案，通读过几乎所有支持和反对郭沫若观点的文章，觉得在反对郭论的文章中，沙孟海这篇不仅抓住了要害，而且据以反驳的实物依据也非常过硬，有史料，有分析，充满思辨性，平实而有力地维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著作权。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推崇，更由于《兰亭序》本身的非凡魅力，唐代以后历代书法大家莫不对《兰亭序》青睐有加，或给予忠实临摹，或给予印象临摹，或给予学术解说，直至现当代亦复如此。与沙孟海同时代的大家，如前所述，已有沈尹默、陆维钊两人对《兰亭序》加以悉心临习，除此，像毛泽东、王蘧常、祝嘉、启功，还有1965年之前的郭沫若等人，都留下了或片断、或完整的《兰亭序》书、临之作，体现了他们向往兰亭的一片深情。而相比之下，唯有沙孟海的兰亭关注最全面、最深入与最持久，这，又怎能不让那些依然拥有兰亭情结的后人为之钦叹与敬佩呢？　

　　注释：

　　①《书学论集》第224—22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②《书法研究》1982年第1期；③ 中国书协、中国书协浙江分会、绍兴市文联等单位联办，上海《书法》、《书法研究》杂志协办；④《沙孟海论书文集》第815—81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⑤该书第22—23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⑥据其自跋所临《兰亭序》透露，他临摹《兰亭序》已多达150通以上。原话是这样写的：“余临《兰亭序》第150通以上稍有所会，此为初学时所写，形神俱失，作为垂戒可也。”见邢秀华、鲍士杰《艺术人生·走近大师·陆维钊》第148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⑦见宣大庆《陆维钊的遗憾》，《书法》1992年第3期；⑧以上各条见《沙孟海论书文集》第684—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