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参观柏林的“包豪斯档案馆”，以及位于德绍安哈特应用科技大学内，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巨大的“包豪斯”校舍，让我牵念更多的，竟又是那位现今罕有人提及的中国设计界最重要的前辈之一——郑可先生。

　　说真的，正如我向周围的人不断介绍过的那样，从目前由郑先生家人和学生们收集起来的作品看，不论是产品、室内等设计成果，还是雕塑、绘画等艺术创作，我确能从中找到“包豪斯”思想在一位东方人的血脉里之存续。当然，这种寻觅也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对于了解那段特殊历史的人而言，郑先生与“包豪斯”实在是一件非常特别且非常迷离的“悬案”。

　　先生是广州番禺人，原名郑应能。依着师姐G女士的采访线索略可知，先生于19岁时进入当地的工业专科学校，21岁前后赴法，1930年考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同期在巴黎市立装饰美术学院学习工艺与设计。留法期间以及28岁回国任教后，先生还曾参观过“包豪斯”学校所举办的展览（1934年）和万国博览会（1937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还于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大量从事艺术创作，以及室内和产品设计，并在香港开设有金属加工厂，直至五十年代举家迁往北京，特别是1956年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后才逐步关闭。

　　换句话讲，郑先生在年近半百进入我的母校前，实际是一位现在社会上所说的那种成功的设计师与艺术家了。当年赴京时，按照先生女公子对我的描述，还携带了几名工人和一台先进的铣床设备。只可惜后来因为国内工业生产刚起步，“高精尖”的东西竟落得毫无用武之地……不过，从这种意义上看，如果说“包豪斯”学校及其教员开创了一种总结西方设计传统，进而独辟蹊径地在工业化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中，重新进行民主的艺术创造的“新设计”活动，那么郑先生恐怕是中国现代意义上，较早的一位将多年社会生产、销售经验借由独立的专门化学院，导入设计与艺术的教育、传播领域的先驱与先贤。

　　如此看来，我也终于能够理解母校老院长庞薰琹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针对香港“大一艺术设计学院”在京所举办的交流展的“申斥”。我想，同样曾留学法国，后来还曾在中国西南从事过大量民族、民间传统工艺资料收集、整理和再创作的庞老，并非断然否定当年所谓的由“包豪斯”传承而下的“三大构成”（平面、色彩、立体）。面对在当代中国设计领域将日趋风行，并将获得最多的赞扬和批评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西方“结构主义式”教学法，庞先生真正要反对的，不是通过在早年“包豪斯”学校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而进一步规范形成此套教学逻辑的日本“构成派”学者，也并非通过“流亡”到美国的“包豪斯”弟子间接学到的后期“包豪斯”理念，进而凭着“夜校”辛苦培育社会实干家的香港教育者，反倒是看到西方先进、看到简便而轻巧的西式办法所带来的利益时，那些天天数典忘祖、勾心斗角、俗鄙不堪的中国空想家们。

　　庞先生曾说，近现代中国也有不少前仆后继的设计者，他们结合自身的传统和特点，能够将新的文明与旧的文化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只是世事弄人，苦难的赤县大地并没有真正保留住这些血脉，在内耗与消损中，一代代的智者多是因为没有所谓“成功”作品而逐渐陨落……现在想来，这实在是庞老无尽的悲鸣。

　　通过我个人目前对于母校历年教学档案的梳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后，郑先生参与了陶瓷、装饰、染织、装潢和特种工艺美术诸系的教学工作。1960年起，先生独立承担并创造性地开设了专门化的“设计”类课程。后于1963年3月至7月，在陶瓷美术系4年级、5年级的陶瓷雕塑组（班）以“设计”为总题，连续进行了“金（属）工（艺）”、“玻璃”、“陶纪念品”、“塑料”和“浮雕饰品”等课时量相当繁重，但又是中国目前有明确记录可查的，初次大型现代系统的设计教学尝试。是时，先生约57岁，仍在教学第一线不懈奔忙。

　　1987年，郑先生辞世。先生身前最后一项主要工作，便是在1978年筹建了“郑可工作室”，以此指导一届本科生（16人）和4名硕士研究生（1979年起）。

　　若非要用粗浅且简省的话来说清“包豪斯”到底为何，那么我想，关键的恐怕是一种独特的勇气与精神。一如郑先生那样，在极端的环境下，仍能坦然而积极地面对人生，坚持着，以人性的最善直面并挑战世界的最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