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较量

　　自“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的科学便稳固地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位置，且具有一种被国人崇拜的神圣地位。今天凡是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只要冠以“科学”二字即可高枕无忧。我的一个同事有一句使用频率极高的口头禅：“这是不科学的”，用起来就十分方便。这次科学斗士方舟子和歌坛天后王菲为福州失火寺庙中一尊没被烧毁的木雕佛像在微博上小争了几句，因两人都是名人，故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王菲认为木雕佛像居然没被烧毁，显然是奇迹，当顶礼。而方舟子从来就自认为是科学斗士，一见天后如此迷信，斗志顿起，就挖苦地建议再烧一次，看能否验证其神灵。事情就是如此。本来，你说方舟子对不对？木佛怎么就不可能烧毁？当然他是对的。王菲就错了？那也不好说。王菲信佛，她不过对大火没能烧毁木佛感慨了一句，无所谓对与不对。好事者在网上又组织了投票，可能因王菲是天后，支持方舟子的反而是少数。对方舟子而言，肯定会觉得很委曲：这社会怎么啦！明明是迷信还支持！

　　这让我想到1923年时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一场著名的辩论。这场争论本属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因这种人文观念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20世纪初常被贬为不可理喻的“玄学”，因此有科学与玄学论战的说法。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专题演讲，并整理成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上。张君劢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针对这一观点，丁文江于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首先向张君劢发难，挑起了论争。上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研究，1935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及思潮，上世纪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都属于这场大论争的直接的后果。美术界在上世纪20到40年代里，对传统绘画许多基础性、规律性、本质性东西的研究，成果之多研究之深，为20世纪后半叶所难以比拟。例如宗白华、邓以蜇、郑午昌、俞剑华、滕固、刘海粟、林风眠等对中国美术的研究，中西美术比较的思潮就主要在这个阶段。

　　科学传入中国后一直被神化，被神化为无所不能。如曾要求把故宫拆掉以免挡路的何作庥，批判中医为伪科学的方舟子们的科学，其实是唯科学主义。即把科学神化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科学崇拜。凡是今天的科学知识不能解释的现象，统统被其归入“伪科学”、“迷信”。其实，仅仅从宇宙之大，人类之小来说，人类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研究愈深，对自然对宇宙的敬畏愈重，大科学家们对此反倒都极为清醒。至于人文范围，要用科学去解释，则不仅困难，而且有不可及处。例如人生观、美学观。冷静地看待我们的美术史，则从仰韶彩陶算起的6000年中国美术史，前2000年彩陶艺术属巫术崇拜一类原始宗教的产物，中间2000年青铜艺术属祖先崇拜的产物，后2000年则不论儒、道还是禅佛，哪家能与科学挂上钩？如果都以“迷信”或“唯心主义”一棍子打倒，我们“五千年文明史”除了糟粕，还有哪怕一点优秀历史文化或艺术传统么？再看看西藏，那无数的寺庙，那数量惊人的壁画、雕塑等美术，那在拉萨大昭寺前叩长头的虔诚的人群，在巨大无比的圣山圣湖转山转湖的信徒们，那决非仅用是与不是科学或迷信所能解释和争论的。同样，属于心灵产物的艺术，也决非20世纪科学主义所能评判的。相反，我倒认为，方舟子们的科学崇拜也是一种信仰或“迷信”。

　　科学无疑有它的伟大之处，但也有它应有的范畴与局限，它决非万能！在涉及人文范畴时，涉及信仰与艺术时，尤其要小心！顺便提一句，引领世界上现代科学起步最早的机构，是17世纪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包括伟大的科学家波义耳、牛顿在内的会员，百分之九十却是教会的教士。他们对宇宙和自然世界的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与伟大。不然伟大的牛顿何以会把地球自转之原初动力归于上帝踹上的一脚。可见，科学与信仰，本来也并非那么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