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艺术世界中，艺术家们很少把自己局限在某个领域之内，回避用“画家”或“雕塑家”这样称谓自己，企图从一个媒介变换到另一个媒介；他们的作品里包含了摄影、装置、绘画、电影等不同艺术形式，综合成为艺术主流的语言，兼容并蓄受到提倡，这对各种艺术流派技法和形式的综合流传，以及对各种材料的恰当运用，都有好处；因此，严格地划分科目——绘画、版画、影像——在这里已见不到了，艺术家接受的，不是单一技能的训练，而是追求更为广泛的手法用时代的传媒，来表现的艺术面貌。毕业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的莫林·卡彭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架上绘画艺术家。

　　在卡彭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现代主义艺术的熟识以至于灵活地挪用和借鉴，将艺术从形式主义转移向社会大众方面。他的风格有着很深的杰克逊·波洛克和朱利安·施纳贝尔的痕迹，在他的绘画中他运用了自称为“去主观化的笔触（de-subjectivation of the brush stroke）”和对“多因素决定的图像（overdetermined imagery）时尚摄影”的探索。因此他的作品中线条涂抹粗放，勾画潦草，甚至由于残缺，而显得轻松简易，这种带有涂鸦式的痕迹，是艺术家新的敏感性致力于当代感性刺激，而作品中源自时尚杂志的性感女郎的硬边拼贴重叠处理，无疑地强化了这种效果。内容的阐释是通过视觉的而非理性的，是容易感觉和欣赏的艺术表现，图像的随意性和虚构性，表明了画家自由的创作心态，甚至带有游戏性的散漫成分。

　　虽然曾经有过作为德国艺术家马丁·基彭伯格的助手，而致力于观念艺术的创作经历，但是卡彭特实际上更依赖于油画作为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工具，他在给观众带来一种新的感受力的启示，一种怀疑的智慧，去掉绘画的神秘化，使得内容上更意味深长。在经历过20世纪绘画是否死亡的激烈讨论之后，后现代主义时期架上绘画取得了异彩纷呈的发展，卡彭特的画布上，将捕捉自日常生活中的物象，巧妙地进行配置，他不在意画面空间的支离和空缺，色彩完全获得了解放，尤其是画面的背景往往处理得略显模糊和遮掩，如作品《竹子的声音》中，采用红黄蓝的块面笔触恣意拼合的背景和黑白色的女郎相结合，加强视觉上的刺激，而画面右侧绿色线条勾勒的站立女郎相比之下，则显得繁复和突兀，卡彭特的画面看起来像是将人物形象嵌合在二维平面之中的一样，在主题与背景的不相关作用下揭示绘画自身的困境和出路。

　　在卡彭特的绘画中，他总是重述着特定的来历：从美国的时尚摄影师理查德·艾夫登（Richard Avedon）过度曝光效果的披头士合唱队的海报，到沃霍尔的丝网印刷作品米克·贾格尔，再到英国朋克乐队The Psychedelic Furs的专辑《Talk Talk Talk》的封面和最近的英国艺术家朱利安·奥培作品中简约的形象。卡彭特总是能够不断地从周围的世界中，获取灵感来重组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形象，有时候将画面处理得诡异和晦涩，如作品《带有水晶般爪子的婆娘》和《破碎的女孩》，前者在凌乱的工作间中浮现出一个类似童话中鬼魅的形象，后者更像是未完成稿，潦草简洁的女性形象交织重叠在一起。纵观卡彭特的作品，随意移动性的笔触是他的典型风格，同时画面的色彩，往往尽可能地精简为红黄蓝和黑白，物象都基本上用色单纯。性感女郎的形象是画家最常采用的题材，并刻画得非常具有肉欲感。画面背景激烈的笔触、动感的线条、急速的涂抹，说明了画家宣泄时的动势和活力，这种潜意识释放的抽象表现和对画面女性的波普式描绘展现了繁与简、粗与细的视觉统一。

　　艺术评论家凯蒂·萨内伯恩（Katie Sonnenborn）在英国著名的杂志《饰带（Frieze）》上对卡彭特的一次展览说：“总是保持着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鲜明批判性，在展览馆的机制中工作，他通过一系列的油画作品展现了对当前文化接受和消费系统的质疑。”无疑地，卡彭特在践行着艺术与社会文化之间角色的差异和比较，他摒弃艺术的虚伪。在某种意义上卡彭特称为最根本的业内艺术家，他创作的作品充满了艺术内部的参考，很容易让人体会到理解他的作品一些标题的挫折感。当架上绘画称为各种观念、意识和形象的组合媒体时，卡彭特的绘画不在于追求风格的形式，而是对艺术现实的解密，也许他所奉行的就是一种“交叉文化”，利用一切文化艺术的资源以达到将艺术和生活再一次紧密地结合起来的目的。

　　在国际范围内许多次展览中，常常会看到卡彭特作品的呈现，从1989年在圣马丁艺术学院毕业到2010年间，他就举办过29次个人展并参加48次群展，他不仅把周边的世界、人体、自然，还把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商品广告、宣传品等融入画的网目之中，将目光引向公众趣味，画面所透露出的情绪表达和理性制约之间的平衡，让人感受到架上绘画的新意与强盛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