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中国的文化学者、知识分子和文人艺术家，都喜高谈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之一主要特征，便是以传统文人和士人为基础的士人文化。这种文化，当然主要是建基于儒家经世致用基础之上的伦理文化，它本身也包含着种种矛盾：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士子们怀抱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心忧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具有一种权力意识和权力文化，渴望进入官宦仕途，通过权力来兼及天下，改变现实。对中国文人而言，进则是儒家之经世致用与兼济天下，退则是老庄之隐逸山林。这种儒道并济的文人文化，同时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文人画之品格，这便是自魏晋以降文人山水审美图式的诞生，而这种审美图式同时也产生了中国文人画独特的笔墨特征。

　　然而，这种审美图式与笔墨特征，到了现代社会，究竟还有多大的精神价值？我们是否需要对这种图式进行审美的创新？

　　关于这些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范畴问题、中国绘画的内涵与外延问题、中国画的创新问题，我与新疆著名画家张录成进行过深入而持久地对话。张录成作为一名坚守在古丝路文化上的画家，他对于中国画大写意的创新问题，关于西部绘画的笔墨探索问题，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变迁与融合问题，关于东西方艺术思潮的融合与借鉴问题，都有许多深入的艺术探索和学术思考，于我心有戚戚焉。

　　精神守望：古丝路文化的现代图解

　　实际上，中国文化绝不止如前所述的那么简单和狭隘。一直以来，中国文化看似在其整体性的精神特征背后，其实呈现出一种分散性。比如，宋元以降的文人画家，其活动范畴基本局限于以苏州、扬州、杭州、新安江和富春江等江南地区，尤以寓居江南的失意文士为代表，这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画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表现隐逸精神即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主要基调。而这些具有老庄隐逸精神的文人画家，又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并在现实的仕途中遭遇挫折的。然而，这种精神基调，并不能涵括中国文化之全部。因为，它忽视了自长安、秦岭以西的广大地域文化范畴。比如，汉唐时代，绵延近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就催生了西域文化与中土文化的交往与演变，并诞生了诸如敦煌文化、古丝路文化、波斯文化、高昌文化、楼兰文化等兼有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乃至中亚文化、古印度文化特征的大中华文化体系。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2003年，新疆考古队在进行古楼兰王国千人墓葬群发掘时，其中两具女尸揭开了上下四千年的丝绸古道之谜。经过科学测定，发现这两具沉睡了四千年的女尸，属于欧洲欧罗巴人种。这一考古发现，有可能大大改写汉唐之际的丝绸之路，将古丝绸之路向前回溯上千年。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迅速为敏锐的张录成所注意。他当时就一连提出了七个关于中西文化变迁与融合的重大命题：丝绸之路到底是西进引发的东出，还是东出引发的西进？是西方发现东方还是东方发现西方？首先是人的迁移还是商贸始行？东方文化所受到的启发是什么？形成丝路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这些宏大的文化命题，看似与绘画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它却引发了张录成关于中国画的笔墨体系及精神的重要思考与实践探索，尤其是引发了他关于绘画创作中丝路文化精神的重要思考。张录成的这种文化思考与笔墨探索，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甚至在早前一度怀疑，中国中土的文化体系，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曾一度受到过中亚、两河乃至欧洲地区的影响，但是，我的这种怀疑，只是处于推测状态，一度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有力证实。然而，张录成提供给我的这个信息，却使我再一次坚定了中西文化演变路径的重要判断，那么，我们在以往的文化史和绘画史体系中，是否还需要增加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恐怕是今后文化史学和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事实上，就是前述这种博大宏雄的丝路文化体系，在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史中，都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以敦煌文化为例，如果不是德国人伯希和最先发现敦煌石窟，如果不是日本人研究敦煌学，恐怕中国人至今还不知敦煌学为何物。而中国的绘画艺术史，如果缺少了敦煌壁画这种融会世界文化、宗教为一体的博大精妙的艺术体系必将会黯然失色。

　　所幸的是，张录成站在中西文化流变的这个高度，进行了艰难的文化思考和笔墨探索。他的西域绘画作品中，为我们重新呈现了一种异样的中华文化图景，他那些立足于古丝路的西域绘画，以其热烈、奔放、雄肆和大开大合的笔墨构成，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美学视界。

　　因此，我们可以说，张录成的大写意绘画，是对古丝绸之路的精神重构，是对西域文化、西域民族精魂的审美图解，是对传统中国文人画的现代拓展。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张录成的绘画都给我们拓展了中国画的审美内涵。无论是张录成的现实足迹，还是他的精神轨迹，都体现出了他是用时代笔墨开拓丝路文化的拓荒者。

　　丝绸之路是中国汉唐之际乃至更早的时代，中土与西域文化交流、往来与贸易的陆上交通要道，是中国文化与中亚文化、古印度文化、两河流域文化乃至欧洲文化融合与交汇的重要通道，它蕴涵着中国文化的重要变迁。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西域文化乃至更远的中亚文化、古印度文化所影响的，这在大量的敦煌壁画、飞天人物造型、唐代乐舞，以及出土于陕西、甘肃、四川一带的大量汉墓壁画中，都能得到明显的体现。而这种文化的演变，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中，是很难得到体现的，或者说是缺失的。而张录成生于斯，长于斯，他从小就对敦煌的“飞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血液中流淌着浓厚的敦煌文化血脉。敦煌、凉州、玉门关、古楼兰、高昌故城、大漠胡杨、昭苏军马场、坎儿井、塔克拉玛干骆驼、汗血宝马、草原黄牛，这些自然意象，又成了他画笔下的文化意象，而这些文化意象，几乎只能在汉唐时代少数随军文人的诗作中才能看到，而在中国千年的文人画中，甚至根本就付诸阙如的。张录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耕耘丝路文化，其意义当可想而知。

　　事实上，张录成的绘画探索，已然得到了包括刘大为、邵大箴、薛永年、刘曦林、贾德江、陈传席等美术界较高层面的普遍认可。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对张录成的绘画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绘画有一种超越表象，切入文化本体，在当代多元文化多重性上展开，使作品既有浓厚的地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个性，更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这片广袤苍茫、亘古天地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箴评价其“以拟人化的方法去画牛，通过激赏牛的力量、温顺、骁勇和强悍这些品质，给人以鼓舞、激励和启发。张录成画牛不拘泥于外表的形似，而在神似上下功夫，着力于表现牛的精神。”著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则认为张录成意在“重振汉唐雄风”，“他之所以能得其势，得其意，能卷起汉唐雄风，除了他的技法及对所画对象的熟悉外，更得之他的胸怀和气质。”“那种豪放、雄浑、壮阔、崇高以及展现出的大气象和艺术之美，在当代又有谁能如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机蓬勃呢？”

　　客观地说，今日中国画坛，专以表现西域题材和大漠题材者亦不乏其人，但总体观之，不少画家还停留于对丝绸之路一些物象的简单模拟和拼接层面。有些画家在画幅中，就是简单地画几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