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一次关于教育的粗浅思考，因为我对其所抱的心态，与做研究一样，就是“发现问题”。

　　很多同行常说，现在的学生没有“问题意识”。可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学生”除了社会种种风气和内部客观因素使然，教员自身恐怕多少也得承担些责任——我们往往同样被某些因素牵绊着，无法有技巧地启发学生“提问”。

　　现今的学子，在课堂上的表现似乎可以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类。其一是“不以为意”，被迫听课情绪极重，但却呈现为一种课堂“失语”症：他们对你讲授的内容全无所谓，觉得在个人的小空间里，通过轻松的访问和搜寻网络一样能够查到、看到那些“知识”。其二是在课堂上“毫无章法”地“提问”，打断你的讲授流程，以实现某种“炫耀”的“小计谋”，或是表达对于被迫听课的“反抗”。当然，很明显，第一种情形在目下中国“静悄悄”的大学课堂内占相当的比例。

　　我称不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员，尚须向前辈们讨教，但传授知识过程中的诸多“怪相”，却又总能在教学进行的当儿触发我不少联想。

　　比如，一门对于现代艺术院校“设计学”而言非常经典且紧要的“纹样史”、“图案史”课程，我们到底可以怎样讲授才能保证学员们不至于“犯困”、“走神”，或频频提出些“不着边儿”的问题？

　　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照一般规律，在中国，逃课往往是个别的。可将精神“飘忽”，甚至濒于“萎靡”的学生关在教室，永远只会看PPT，这也是我们着重需要避免的。所以，即便是面对理论专业的同学，我也很赞成从一开始便训练并逐步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动手的好处是除了学员在实践操持上能够获得直接的经验外，还可以为他们寻找并搭建起合意的、可以协作的，甚至是超越于“专业交际圈”之外的“良师益友”群体。

　　至于，落实到“纹样史”，在此基础上，我还特别希望强调一种“在地化”的思维和操作。

　　所谓“在地化”，就是希望让古代纹样真切地从本土性、当下性等诸多方面，与学生个体发生关联。

　　通常理解上，以我的母校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图案教学系统，主要是承继了雷圭元先生的西方纹样理论研究与创作，以及庞薰琹先生的传统古物纹样和民族、民间纹样的采集与“适型运用”。到了常沙娜先生时代，则将上述两者熔铸于以敦煌为代表的唐藻井、衣饰纹样的系统临写、抽象和变化当中。我是通过师长们的传播，而间接受这种教育成长的后生，但到了我个人的教学中，则试图将此传承延续到一种具体的，更加真实可感的“物”的表现之上。那么，对于杭州和眼下的工作而言，我更倾向于尝试着选取钱江畔的六和塔作为实验。

　　按梁思成先生等的研究，六和塔塔身纹样砖雕应是能与《营造法式》呼应的，南宋绍兴年间重修后保留一直至今的古制佳构。尽管与敦煌藻井等大型纹样实物相较，并非壮丽异常，可从“在地化”的角度看，这反倒更能激起“没有问题意识”的学员对纹样的关注。换言之，于此，“在地化”的目标就是通过教员本身的观察和感受，带动学生从周遭事物出发，切实地延展他们的视野，拓宽他们的思路，而非仅仅用那些遥远的“宏大叙事”强迫牵引他们。

　　课程中我们还应当鼓励并规范学员独立查找相关研究、考辨材料，并学会与文物保护单位沟通、联系的能力，进而更妥恰且全方位地做好实测与临绘前的案头文献准备。从初步教学效果看，本地学生的“去过但不曾留意”的表述，恰恰能调动起外地学生强烈的好奇，进而触发他们一起有针对性地就身边的“纹样史现象”进行察访与探讨。

　　而从培养学生对社会认知的角度，我尤为重视他们与文保单位的直接联络。以六和塔的保护单位和相关人员为例，他们通过电话所传达出的信息竟是明确地鄙夷青年学子，甚至认为他们不应在没有教师陪同下“肆意”联络。继而坚持要求教员自行草拟所谓“保密”等协议，并前往办公机构当面签署。同时，还以保护为名干预教学，限制只能简单摹测由个别管理者“精心”选出的某层和某件砖雕。

　　如此“官僚化”的回馈，及其所折射出的充满敌视情绪的社会现实，自然将触动原本只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青年学子……

　　他们应当被鼓励直接参与社会生活，收集、观摩、研究和思考等等，更是在读书阶段必须习得的，一种为了将来更好地独立的学术和生存技巧。而通过一次“纹样”的“在地化”，既教育了学生认识到“存在的美好”并非轻松获得或天生赋予，同时也启蒙他们，为一种既新且善的生命和生活，更积极地争取、变革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