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搞运动，以为只要全民总动员，什么事都好办。以前我们政治上搞运动，如“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经济上搞运动，如“大跃进”；文化上也搞运动，如“新年画”、“壁画运动”。最近一些年，美术界又在开始搞运动，这就是打造画派。各地都在打造画派。想弄成画派的有东北的关东画派，西北的黄土画派，西南的巴蜀画派，南方的漓江画派，东南的新金陵画派，还不计地州市县级的无数画派，一国之画坛，顿时呈现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的盛世奇观！

　　流派多当然是好事，但仔细察看，“打造”的痕迹又太重，非但重，“打造”简直就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口号，而口号又是运动的标志。但艺术不是搞运动就能成功的。流派的形成是个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过程。流派的形成应有如下一些条件：

　　第一，它应有一些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认同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趋向。例如上海画派的金石味、商业性、市民性；岭南画派的日本画影响，写实性，中外 “折衷”之“杂绘汤”特征；长安画派浓烈的生活感，前所未有的黄土味，朴质淳厚的表现手法等。这些特征都是其他地区画家或群体所不具备的，具有唯一性的群体性特征。第二，这个群体得有几个画坛公认的趋重量级的领袖人物。如上海画派的吴昌硕，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长安画派的赵望云、石鲁。群龙无首自然无以成派。第三，流派自然还得有一批也是为画坛公认的实力派画家群。上海画派任熊、任伯年、虚谷、蒲华，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大画家！岭南画派的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赵少昂，也都是重量级人物。没有一群实力派画家，要成流派当然不可能。第四，流派的形成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人为“打造”的结果。或许，因某个或某几个画家特别杰出有号召力，大家都服他而认同聚在一起，如董其昌之于松江派，赵望云、石鲁之于长安画派；或因地域原因自然聚集了一批高手，如清中期经济中心的扬州和晚期开埠的上海；或因师资承传门人相续成派，如清初王翚及其门人之虞山派，王原祁及其门人之娄东派，游学日本归国之“二高一陈”及其弟子门生群之岭南派。第五，由于上述原因，流派往往是一个属于过去时的历史概念，且为后人所总结。例如扬州画派，对其派中人物的认定，至今史学界没有定论。上世纪90年代初我研究岭南派去访问关山月、黎雄才，问及二老岭南派之形成时间，两人皆茫然不知，兀然回我一句：高剑父老师不赞成岭南派的提法！的确，这是史家的事。

　　但史家的事偏偏让不是史家的画家感兴趣，甚至让不是画家的政府官员感兴趣。因为今天打造画派主要是他们的积极性最高。画家有热情，是因为画派如果打造成功，如梁山泊好汉聚义，一百单八将都各有座次，当了宋江就是领袖，宋江当不成，弄个卢俊义、吴用、林冲当当也不错，即使当个孙二娘、时迁，也算有个位置。画家要弄个名声不容易，画派大旗一树，画家各得其所，岂不皆大欢喜。政府官员也有热情。地方硬打造出了个画派，当然是政绩，汇报写总结都光彩。百姓也高兴，也算地方文化光彩工程，至少画展也可多看几场。收藏家也松口气，平时不知该收藏谁的画，画派一成立，当然该先收宋江的，其他则按座次定价，心里也踏实。打造画派也不太困难。先立项，政府拨款，开几次会，报上、刋物上、电视上轮番报道派中画家，办一些展览。最后一定要把展览办到北京去，办到中国美术馆去。再请京城美术界、评论界的大腕们来评论一番，当然大多是好听的，录音整理下来，回去告诉地方领导，北京的专家认可了。于是大功告成，画派诞生。十余年前，某城市就花了好大一笔钱去这样折腾出一个“××画派”。投的钱全打了水漂，至今半点影响也没有。十余年后，那地方又在热火朝天地弄另一个叫法的画派了。

　　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人员流动、现代美术教育格局已经形成的时代，画派生成的机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就是同一地域的题材特色（例如西藏或漓江）也形不成地域性画派。就目前正在“打造”的画派而言，又到哪里去找董其昌、吴昌硕、高剑父这些级别的领袖人物？花大量纳税人的钱去打造艺术画派的乌托邦，从好处讲，是无知办错事；从不好处讲，是忽悠政府以谋个别人的好处，这就不道德了。尽管花钱发展文化艺术是好事，但如不是“打造”乌托邦，则该另有一套思路与搞法，效果自然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