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博物馆（含美术馆，下同）的藏品来源，在购买之外，更重要的是接受捐赠。博物馆接受的捐赠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种，从博物馆那里，有偿捐赠者能得到微薄的物质奖励，无偿捐赠者没有丝毫的物质利益。他们向社会贡献藏品，几近免费。新中国之初，文物艺术品极便宜，它们的最好归宿是捐给国家，一些博物馆因此得到了艺术家和收藏家的不少捐赠。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无偿捐赠者们却有利可图。

　　最直接的是税赋优待。美国的《1969年税务改革法案》规定：收藏家捐赠艺术品，可以在联邦税款中扣除其全额市场价。美国国税局每年处理的艺术品捐赠退税，达10万宗以上、近10亿美元。捐赠抵税政策使美国公共博物馆收获了海量的艺术收藏，造就了美国博物馆业的繁荣。正是利用该项政策的便利，一些捐赠者故意夸大艺术品价值，以骗取退税，有些古董的价值竟被抬高了5倍之多。

　　除了看得见的实惠，捐赠者还能从免费中另谋好处。

　　利用免费赢利的经典案例，是100年前推出的“吉列刀片模式”。1903年，美国推销员金·吉列发明了可更换刀片的剃须刀，当年只卖出51副刀架和168枚刀片。接下来，吉列将刀架以极低的折扣卖给美国陆军，作为士兵的必需品；卖给银行，作为送给新客户的礼物。一年后，他成功地售出了刀架9万副、刀片1240万枚。这种先提供免费（或近乎免费）产品，然后通过出售耗材或服务获利的营销模式，在经济学上称作“交叉补贴”。

　　西方的企业捐赠，与此异曲同工。

　　许多西方大型博物馆的运营，都依赖企业支持，以应付日常的免费展览。大英博物馆的日本厅，便长期陈列着赞助者三菱、松下等的名单。大企业对博物馆的捐赠，自然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树立起良好的公益形象。作为回报，公众往往乐于通过积极的消费行为，去主动强化该企业的市场地位，使其获得更多的商机。相比巨额的广告费用，企业捐赠所用的成本不大，而赢得的客户忠诚度却极高。

　　在美国，捐赠作品的艺术家从政府获得的收益要少得多。

　　美国对艺术家显得极为吝啬。《1969年税务改革法案》规定：艺术家捐赠个人作品，纳税时只能扣除作品的材料费。如果是绘画，材料费仅仅包括画布和颜料等费用，大约只是成品市场价的数百、甚至数万分之一。尽管艺术家的辩护者在国会为此斗争多年，但该条法律至今没有更改。美国政府之所以不愿鼓励艺术家的捐赠，是考虑该行为涉嫌操纵作品市场价格。

　　艺术家的获利手法，类似于媒体的“免费模式”。

　　许多大众媒体（比如报刊、电视，尤其是网络）的生意日益红火，但其售价，却远远抵不上制作和发行成本。买单的是媒体的广告投放者。这是一个三赢局面：受众几乎免费地享受媒体提供的信息，广告主把媒体吸引来的部分受众转化为自己的顾客，媒体从中也得利不菲。媒体拥有的关注度最被广告主看重，因为“眼球”的积累会转化成它们的实际收益。

　　事实上，博物馆已成为与媒体相似的中介平台。艺术家向博物馆捐献作品的最大愿望，是让它们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展示。西方博物馆对艺术捐赠品有整套的收藏、保存和研究机制，包括设置专人负责管理、经常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出版图册或研究成果等。艺术家虽然仅免费捐献了数量有限的作品，却从博物馆得到无限多的受众。博物馆的声望越高，艺术家所受的关注度就越大，提升作品市场价格越有效。

　　遗憾的是，国内在艺术市场兴起之后，好处颇多的艺术品捐赠却并不踊跃。

　　究其原因，是中国缺乏艺术品捐赠的“免费经济学”土壤。对于收藏家而言，由于没有相关法规的支持，捐赠者无法享受国际通行的免税鼓励，也难以获取公益形象带来的商机。对于艺术家而言，由于目前博物馆管理机制的欠缺，对捐赠品或保存不善、或疏于展示，与艺术家的捐赠初衷相去甚远。

　　当艺术品在市场热卖，而捐赠的“免费经济学”难于奏效时，人们当然不愿意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