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之黄公望，清之渐江，近代黄宾虹，古来画史以学人自称者，唯此三人。学人，即无时无地不在学中者，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一种为中华民族之文心学脉存亡继绝的生命状态。

　　“顾吾国清代画学，多范围于四王吴恽间，只知规矩功能，步趋古人，导致一味临古仿古之弊……陈陈相因，甜熟柔靡，空虚薄弱，每况愈下，不堪收拾。先生（黄宾虹）本其深沉之心得，以治病救人之道，引吭高呼，谓道咸间金石学盛起，为吾国画学之中兴，并迭见书写于诸绘画论著中，为后学指针，披荆斩棘，导河归海，冀挽回有清中叶以后，绘画衰落之情逝，其用心至重且远矣”，潘天寿此番知者之言，极其恰当地道出了学人黄宾虹所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继古人坠绝之绪，挽时俗颓败之习”。

　　“道咸金石学盛，画学中兴”。黄宾虹以极深之金石造诣，潜心研究画史画论，凭借丰富之创作实践，极其鲜明地提出，金石学乃振兴有清以来山水画柔靡软弱之现状的不二法门，是其唯一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动力。

　　清代考据之风大行其道，自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而尤以乾嘉之后为甚，众多的文人、书家于珍赏金石文字及拓本之时，愈加体会金石文字之古拙自然、真率纯朴、天机烂漫之美。即使朦胧残破之中，亦涵有沧桑悲凉之韵，而与“二王”、赵、董之精美、流便、规整之审美风格大异其趣；随之既以自身之书法创作实践催生了以金石文字之美入书的“碑派书法”兴起，同时引发了以金石之趣入画的画坛新风尚，而至道咸时期为最盛，黄宾虹正是于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治金石之学并习书研画的。

　　黄宾虹一生于金石用功极深，造诣极深。早在旅食沪上之初，时人识其画者寥寥，但都服膺其为藏印大家、古文字专家，名闻遐迩。而黄宾虹在世时与朋友们的信札往来，其最多见这即为有关收藏古印或过手古印之通报、印蜕之互递、印文之商榷。黄宾虹85岁时由京返沪，乘机之时随身仅两件物品，其中之一即一袋近千方的古印，可见珍爱之甚。去世后，夫人遵嘱所捐献给国家的古玩书画中，古印893方，手订之大小官印、玉印、图腾等印蜕并释文六册，乃一生心血所凝聚。生前所著金石考据之学有《冰虹古印存》（十卷）《印说》、《古玺印铭并序》、《篆刻新论》、《古印谱谈》、《印序言》、《玺印自序》、《古印概论》、《陶玺文字合证》、《古玺印中之三代图画》、《玺印弁言》、《古印文字证》，可谓泱泱大观。

　　“金石书法汇绘事”，以书入画，始于唐，行于宋，入元最盛。清中叶以后，碑学大兴，更以金石篆籀入画,包世臣、翁松禅、张度、何绍基、赵之谦、陈崇光、吴昌硕诸人，以一种天风海雨式的金石笔法，一扫画坛上空“四王”末流柔蘼甜软之阴霾；至黄宾虹，强调书画同源，一书入画，即是以金石篆籀隶笔法入画，其每论笔法必谈金石。“用笔之法，书画既是同源，最高层当以金石文字为根据”，“盖以画重笔墨，明人太刚，清代太柔，刚柔得中，惟明季及清咸同之间有数十人，知用笔之理，从书法而来，上窥金石之奥得之”，“清道咸金石学盛，籀篆分隶，椎拓碑碣精确，书画相通，又驾前人之上，真内美也 ”，“金石之家，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籀篆，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真、行之趣，通书法于画法之中，深厚沉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老取妍，绝非描头画脚之徒所能比拟”，“画法用笔线条之美，纯从金石、书画、铜器、碑碣、造像而来，刚柔得中，笔法起承合，在乎有劲”。以之正之黄宾虹的绘画，中锋铺满，积点成线，一波三折，转折藏露，顾盼映带，笔致凝练而又沉涩，完全得力于自身之深厚的金石造诣。

　　焦墨山水枯笔运浓墨，一黑一白，大道至简，其阴阳相生、虚实相生，乃“道法自然”之大化之境；焦墨山水创作，于画家之笔法、笔力、笔情、笔趣要求甚苛，由形、技而心、性，由技巧而精神，由行而下而行而上，技进乎道矣，国画之民族性充盈笔端。

　　黄宾虹晚年多有焦墨山水，既秉承其一以贯之的“遗貌取神”之审美思想，凭借着深厚的金石学术背景，以饱含金石书趣之笔，唯以古拙、沉涩、劲健、老辣之笔线，通过笔线之间虚与实、疏与密、奇与正、疾与涩、灵动与厚重的对比铺陈，构筑出一派黑密厚重深奥莫测的“心象”世界，其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其遒劲婀娜，朴厚清华；其神完气固，内蕴广大；其从容无为，纯任自然，正为焦墨画者之楷模。此时此刻，案头之上黄宾虹这幅《看云如墨护峰头》焦墨作品，令吾双眼无暇它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