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开始逐渐成熟并成为独立的画科之后，其发展、推进的速度之快，是其他中国画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虽然花鸟画在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像山水画那样出现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四王等说法的系列代表人物作为美术史的支撑，但毋庸置疑的是自唐以来，历代都有名垂青史的大师级的花鸟画家出现，他们的作品也都成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到了明末清初，历史的大变革，使得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活跃，杰出人物层出不穷，中国画坛上出现了八大山人和石涛。

　　八大山人的出现，使中国花鸟画的高度异军突起，在他之后的三百年里，花鸟画的绘画大师虽然不断涌现，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没有哪一位大师不是在顶礼膜拜、学习吸收八大山人的绘画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花鸟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就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到：“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求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也。”从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主干线来看，一个绘画高度的出现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并且也不能简单地用时间和量作为依据来进行推测和判断的。有时是几个人的高度共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高度，但有时一个人的高度就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甚至是几个时代的高度，八大山人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高度的画家。因而就有学者认为，八大山人的绘画无疑代表着东方绘画的高度，他画的荷花所达到的高度和西方绘画大师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礼拜堂所绘的壁画已成为东西方两大艺术之高峰，他们是东西方绘画的两面旗帜。

　　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无论从每一幅画的意境，还是在整体绘画语言的大格局上所体现出的绘画境界，都使艺林高手们心折。他画面中的线所表现出的质感和独立欣赏价值，已涵盖或体现了中国文化人对民族绘画之精髓——线的艺术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他之所以能这样，我认为，主要是他能够从宏观上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自己的审美追求以及思想境界相融合，通过“变而愈化知所本”的创造途径，把个体的理解、融汇、体验、实践用绘画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当我们读懂和理解了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之后，就能在喜悦兴奋之中对世界万物同生共存、和谐美好的现实在精神上有了一种升华的感知。他画面中的一花一草，简洁明快，笔酣墨畅；一鸟一石，形神兼备，生动自然。画面中的物象在笔墨的挥洒中通过点、线、面的书写组合达到借形传神的绘画高度和表现目的。在这里绘画对物象的变形和夸张，无疑是以有趣味的传神为准则的，物象的变形和夸张一旦偏离传神的准则，绘画就将成为一种真正的涂鸦和游戏。八大山人从明朝灭亡到他绘画成就达到最高峰，历时耗心50余载。他若没有那种对人间万物的热爱和内心荡漾着的丰富情感世界以及对美的追求，是不可能持之以恒、奋斗终身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化大工业时代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生活美好的同时，也为绘画创作提供了空前的优越条件。今天，我们无论是在绘画资料的占有上，还是在绘画交流的信息量上，都是前人无法和我们相比拟的，这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提供了优于前人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讲，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画家要创作出具有时代性的好作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超越前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王琦先生在为“陕西写意山水画23人作品展”的题辞中就这样写到“长安文化博大精深，传承笔墨再展辉煌”，这是老一辈艺术家对陕西美术界及新一代画家们的殷切希望。生活在陕西的画家们，得天独厚地受到了长安文化的滋养和熏陶。秦砖汉瓦，大唐碑文的品位高度理所应当地成为陕西画家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而长安文化观照下的写意精神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体现和诠释长安文化的一种比较贴切的绘画形式语言和相对的审美标准。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50余幅作品，是出自陕西画坛的13位写意花鸟画家之手。他们中间既有像江文湛先生那样驰骋陕西画坛乃至中国画坛多年的名家，也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画家。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水墨、彩墨、还是焦墨，无论是花鸟虫鱼，还是动物草树，无论是大写意，还是小写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绘画审美的价值取向上都选择了最能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贴切诠释长安文化优秀性的写意精神；在绘画的语言追求上都突出笔墨的书写性；在个人风格的张扬上，都以表现自己对大自然的真情实感为目的。同时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每一位画家在绘画风格和个性语言的探索上都有明确的目标，他们以写意精神为前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追求语言自主、语言自觉，追求超越古人、超越自我。这说明了他们都能够创造性地运用地域文化的优势，创作出具有时代性的精品力作的能力。我坚信，通过一批有责任感的老、中、青画家们的共同努力，创建新时代的陕西美术大省、美术强省的愿望和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2011年4月12日于青云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