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在传统古代工艺、设计领域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这是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的问题。当然，就“设计学”论，必须承认，我们对此之所以“倾心”，还是有些“不服气”的诱因。想想中华的绵延千年，我们确曾主要依靠本土民众的才干，谱写过相当壮阔的文明史。那么，从物质角度说，历朝历代实际而高妙的创制，与现代所谓西式的各色体系一样，也能投射出一整套完备的中华造物的运作结构与形成模式。

　　不过，很遗憾，据目前所能掌握的信息，怕是少有成规模的专著就此展开，特别是真正从造物的角度进行观察、思考的。究其原委，除了受着历史研究者说的，传统上的“重农抑商”、否定“舍本逐末”的思想影响外，放到“设计学”领域看，可能仍与两个核心问题的矛盾脱不了干系——即如何将风格与制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等有条理的操持，组合为一展开探讨。可，返回头再想想，事实上，工艺与设计却一直在为我们默默提供着极好的研究案例——它们本就是多元且复杂的综合体，所以仅从风格或是制度层面做的各类抽取、演绎，往往不过是窥豹之一斑罢了。

　　略举北宋《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匠作则例”为例。前者关注大、小木作以及建筑行业繁杂多变的起造、修葺问题，后者倾向于在政治系统框架内，对内外“工”、“作”进行更趋精细化、条例化的经济约束。然而，两者所代表的也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筹算和“风格-样式”问题。浅层说，它们是中国工程与项目管理的两次重要经验总结和执行“高峰”；深层论，还意味着传统文明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历史阶段，借助并调动周遭的人与物的统合关系，通过有形的材质选取和无形的理念擘画，表达出真真切切的生存价值与处世哲学。

　　特别是《营造法式》对于前贤、同辈的经验、规范总结，经延传，在清代的“则例”类专书，如雍正朝《工程做法》中得到了飞跃性的运用和升华。尽管时空易换，但我们仍可认为后者已将“法式”所开掘出来的中华系统造物精华，以更侧重于抽象的制度、管理语汇载记了下来，并呈现为一种更庞大且特具实效的状态。当然，其间还有目前逐步得到重视的元代的《画塑记》、《梓人遗制》，以及明代的《龙江船厂志》、《鲁班经匠家镜》、《工部厂库须知》等等，它们都可视作传统工艺、设计的经济、管理类文献来研究。

　　依表面所见，相对于曾经的辉煌，这些材料犹如恒河沙砾，但星散的过往却并非不值得重拾。遗憾的是，至近30年来，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手段全面兴盛后，纵然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所剩无几的机构，频频以复原、整修等形式希图从“造物”角度挽回颓势，可但求一“物”、未及其余的办法终归不顶事儿，而“人”与“心”的疲沓和迷失，若不能早日获得善性的匡扶，其恶劣后果恐怕将永难推到。

　　出于对重新救治“不古”人心的热望，我始终认为，若能放弃个人耀武扬威式的显摆，坦然直面岁月更迭后的多舛命运，戮力同心回到可能的历史脉络内精耕细作，先人的创造与思想仍是能够通过勤勉的爬梳而得着赓续。当国人处于“被原始”或“被先进”的两难困窘，惶惶四顾而无所依傍之时，如此的工作，将会是一剂难得的良药和一次持久且稳靠的支撑。

　　是的，关于中国古代造物的研讨又是异常的繁难。从经济、管理角度切入，毕竟只是选取了其中一个剖面展开。不过，可以料定，当风格和制度的离析式的研辨到达一个新阶段，若能成功地将新的论述建立在二者统合后的实证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具全面理论分析尺度的框架和范式系统，则更能为民族将来的持续进步，开拓出独有价值的新路径，继而从一个实际上是更前瞻且更宏阔的层面，流布中华文明的璀璨与辉光。

　　落实到核心的着力点，我们便是要深切关注中国古代传统工艺、设计在造物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所曾展开过的运作和操持，及其所构筑起的历史整体。而从经济、管理角度的推进，我们便可称为一条基于传统工艺、设计造物的经济和管理支脉，并据之讨论其在传统造物文明中所折射出的思想内涵，以完善人群的理解与传承。

　　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尝试扩大工艺、设计的定义范围，既应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内容，也应包括更“肌理性”的问题。所涉及者若再细化到管理学上，势必还有军事兵法、医药诊治、酿造食馔，以及民族民间的特殊崇拜、搬演游艺等等，这些更宽泛的具象与抽象属性兼备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