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9版）

然而，周天黎是一位心有理想准则和怀有高贵审美激情的艺术家，她不满足于骚人墨客风花雪月情致的四时朝暮、自娱自乐，在这样一个圆机讨巧的平衡点上把玩自己的艺术，而是充满了关注人类命运的文化自觉性。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诗曰：“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周天黎也曾以磊落不羁的情怀在画作上题跋聊浇块垒：“此荷怎别群芳谱，花是人间赤子魂。”“江流石不转，昂然天地间。”“试将绝调写风神。”也因为如此，她有一种强烈的艺术精神内体所产生的批判意识，包括其情感体验中对精神彼岸的向往。在整个社会文明变革时期，她不做旁观者、漠视者，而是自觉的担当者和参与者。对于当今文化艺术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她并没有回避在自我的艺术世界中，以隐者自居而独守一隅，而是步踏风尘不流俗，同时以坚强的人文姿态介入到文化话语之中，寻求在人心张惶、喧嚣世语中发出自己独立理性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天黎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另一方面，周天黎所秉持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使其在对当代中国画坛和文化社会领域种种陋弊进行批判的同时，又能够着眼于当下而放眼于历史，源思于个体而关照于民族命运。因而，她在“入世”的抱负中保持着“出世”的心性，这种“出世”的精神孤独感进一步促使她在艺术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能够完成对当代与传统的超越。我再次强调，周天黎的超越不是那种快刀江湖的豪兴，也不是那种庶近隐士心态的退守，更不是犬儒主义者在老于世故之后的玩世不恭，而是来自于一个艺术天才自身的坎坷命运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思索与犀利剖析！

在直面现实的批判中完成艺术与人生的超越是一条何等艰难跋涉的道路，对此她是明白的，她在《心语》文中写道：“哪怕我伤痕累累的身心爬行在啼血洒满、肃风咆哮、潜藏凶险的驿道上，哪怕肤肌下的骨头都被摧裂成了碎片，我仍将心无旁鹜、一路歌吟。——因为这就是我前世的天命与今生的躬行！” 她真挚信念、霜尘寒柯、千肠百结的心路历程，甚至让人想起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哲人在生命历史的大混乱中，孤独地与苍茫宇宙对话之情景。这四大学者“破块启蒙”与“循天下之公”的思想遗产，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巧的是，周天黎对他们“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也作过认真的研究，且颇有心得，她说：“我十分赞同其‘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的美学观点。”

在我看来，周天黎正在进行着一名当代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儒学”实践。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是成为“通儒”，作为一名大画家，必须要放眼于文化与历史的整体，正如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说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入世的，然而精深一层，周天黎有自己的见解：“孔说广义，华粕共存，弟子三千，良莠不一。其身后张、思、颜、孟等，儒分八大派，对孔学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等著作，众家争说，各有侧重，‘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所以不能笼统单一地以董仲舒之流附庸皇权的封建旧道统来认知儒家经学，因为那是孕育奴性人格的文化母体。”她更把儒家学说放到和先秦诸子学说同等地位上进行“共殊之辩”的清剺与认知，从而理出可经世致用于当代的先进的思想意义。周天黎说：“反省我们的精神坎陷，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永远负债。追逐权力是艺术家的一杯鸩酒。”她认为，当今知识分子的入世并非是对王权的依附，而是在终极目标上要限制王权，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民主法制的人类现代文明价值的公理。中国文化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杰出者所追求的“修齐治平”之路，总是在格物中求良知，在治学中一步步完成自身的道德建构与思想体系。

因此，周天黎认为，当代中国画坛、包括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诸种弊病，从根源上来说是民族文化价值核心的缺失所造成的。她疾呼人文精神的回归与现代文明社会普世价值观的建设。在面对西方文化的立场这一问题上，她一直主张“中华元素、八面来风、文化创新、精神重建。”这与陈寅恪倡言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一脉相承。周天黎正是以一名“通儒”的文化抱负和精神高度，将个人的艺术探索与民族的文化命运进行整体的思考。她在对历史与当代文化现象中的阴暗面进行深刻反思、大胆批判的同时，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责任感疾呼精神家园的重建。她警觉到：精神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面对社会与历史而缺乏勇气的艺术家，也必将在艺术上丧失真诚和理想。更令她忧虑的是：“这会削弱灵魂和腐蚀心灵，因而导致全民族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审美理解整体机制上的低下定势！”

铸就了其作品人文与学术的双重价值

　　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画家手中，写意花鸟不仅是他们所钟爱的绘画体裁，也是他们实践文人画理论、抒发胸臆的一种重要形式。北宋的苏轼首先借“朱竹”阐发他不重形似的文人画理念；元代画家赵孟頫将“枯木竹石”这样一种写意花鸟的图式作为其“以书入画”理论最好的例证和标本。诸如四君子题材这样的写意花鸟形式，之所以成为文人画家最为得心应手的笔墨游戏，一方面是由于其造型本身高度的程式化和便捷性，使得画家不必过多地考虑“再现”是否真实的问题，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笔墨形式的创新与作画行为本身的趣味上；另一方面也在于体裁本身高度的文学化和符号化，便于画家在作画与欣赏时，产生“托物言志、缘物寄情”的审美机制。近代画家赵之谦、吴昌硕、虚谷、齐白石进一步丰富了写意花鸟的笔墨语言与题材，将文人气的金石书法与日常生活的情趣同时融入其中。其后的潘天寿又在构图方面大胆探索，把重视构成的现代绘画趣味与传统写意花鸟相结合。在历代大师的建构中，写意花鸟变得日益丰赡华美。

　　作为一名面对艺术史而具有高度自觉意识和清晰思路的艺术家，周天黎游走于写意花鸟的丰厚传统之中，检视历代丹青之嬗变，汲取自身所需，她对历代各家风格的吸收借鉴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对自身的风格取向有着清晰的判断。我相信，这种风格上的高度自觉性源于她清醒的文化意识和立场，是其坚实而宏大的人生与历史关照的缩影和显现。从风格与图式来源上说，周天黎的作品以海派为首的近代大写意花鸟为宗，可见她对吴昌硕笔墨的金石趣味、虚谷几何化的形式美感、齐白石大胆艳丽的设色、潘天寿险中求胜的奇峭构图都曾经手追心摹，再加上她知道艺术到达最高境界是相通的，大胆突破了既往艺术语言的思维边界，通达无碍，有益性地吸收西画中的色彩原理、印象派、现代平面构成、后表现主义、抽象变形等技法，做了很多研究，终于整汇各家精粹，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形式语言体系。还有很重要的是，她对绘画的探索并没有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绘画中寓大情、寓大理、寓大美、寓大意、寓大识。从她早期的代表作《生》中就可以看到，周天黎努力将她的人文思考注入作品，使她的写意花鸟画杰作成为可供阅读的经典性视觉文本。周天黎很多年前就说过：“宣纸毫笔和水墨颜料只是艺术作品的介质，娴熟老辣的技法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人文主义才是我艺术的核心价值和人生哲学枝头的怒放之花。我们所处的社会仍在大幅度地调整，这个时代十分需要以人文思潮去开拓新的文化空间。” “即使面对世俗暮霭中的苍凉，我也要让它们充满力量，我愿意做人生本质中美与善的证人！”她没有局限在“从绘画到绘画”的风格道路上，而是将人文关怀作为其作品的灵魂，成为形成其个人风格的核心和路标，走向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大美之道、大道之美。而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丰富的哲学内涵，是每一位当代中国艺术家迈进大师之门前必须攀登的险峻台阶。

　　后人看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双重成就就是人文主义张扬和造型艺术的创造。技法、思想、人品和生活阅历、名望声誉五者俱全的周天黎并沒有停止艺术上的纵深追求，在近年来的画作中，她进行着一种新的尝试，将她的文化思考与视觉形式更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诸如《创世的梦幻》（见2010年11月27日《美术报》）这样蕴含深刻情感与思想表达、厚重感逼人与峥嵘险峻的大幅作品中，她试图让色彩和构图这些形式语言本身成为撼动观者心灵的要素，画面内容不再是某种文学化的隐喻，不再需要被动的解读，而是意欲用雷厉风行的果断与千钧之力主动地去打动观者，以惊天地、泣鬼神之雄伟与悲壮的画面，给观者情绪以激荡和跌宕，以灵气焕发、殷忧启圣的光彩与观者进行精神层面上的高峰对话。同时，她将作品中的某些物象刻意加以符号化的处理，用这种行为本身将自身的笔墨语言和程式与传统有意识地拉开距离。再者，艺术哲学中有一个观点，即艺术创造思想、引领思潮。中国的绘画艺术永远不只是表面形式，它十分讲究画面立意与思想境界，不赋予作品思想的艺术创作大多是平庸及难以进入美术史册的，艺术与思想的一体性才能产生和扩大艺术作品的智性弥沦。所以，经典性的艺术作品必定具有深层的思想内涵，如世界级的美术史论专家布克哈特所称：“特定时代的种种思想与再现结构。”也是南朝谢赫《古画品录》中的话：“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也是作者本身的思想和创造能力的直接体现，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周天黎这些艺术杰作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更为深层的人文思考和哲学内涵。因此，这样的作品对于观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恰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欣赏一幅作品的同时，也是在观看一部艺术史”。而周天黎想让观者所做的，正是希望能在人文思考和哲学内涵中展开高层次的、经典性的艺术想象，感悟其“一花一世界，一画一乾坤”的境界。这样具有生命和灵魂的原创性作品，是能够在不断演变的历史中焕发出经久不衰的人文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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