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老师：

　　好！

　　我已于昨晚抵达您的故乡武汉，短暂栖身于江汉路上那幢由民国时浙江省定海人卢镛标设计的、Art Deco风格的“四明银行”里。楼下，自然一如所有都市的步行街那般，早已成了各种“名品”的集散地。漏夜方休的扬声喇叭里播放的奇妙乐歌，衬托的是那阴晴不定的五月天，以及行色匆匆的看客和消费者。

　　临来前，您曾多次谈起将于今年九、十月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Beijing International Design Triennial），以及我们都格外关注的两个话题——“设计的‘明星制’”与“设计的‘空降’和‘落地’”。对于后者，请容我改日再展开申说，但前者，恰恰是我近来的着重关注点。

　　必须坦言，设计这几年的进化，已经由理论上的单纯为社会、为全民服务，滑向了一种诸“小众”与“大众”恶性地交错并存的态势。当然，这在某些设计以外的专门化领域中，特别是在最注重表现的演艺界内，更发展向了畸形的极端。

　　譬如，几年来在上海、湖南等地流行的“达人秀”及其变种。除了受到国外选美、真人秀等节目影响外，我看还有早前国内艺术界所谓寻找“奇人”，以及所谓“民间达芬奇”等各色操作的影子。人们的意识，已经在有意无意间的嬉笑、啼哭中，被残忍地烙下了一个个很特别的印记：表皮已经开始大胆接受彻底的个性解放与率真、自由，但在价值观深层，却仍然无法甩脱那种独特的“民粹”，或即“精英主义”和“英雄逻辑”。

　　娱乐圈中最重要的一个“英雄”标志就是“舞台”。如果联想到同样爱作秀的政治、经济界，那么所谓最高的权力便代表着对所谓“最高舞台”的绝对垄断。而其背后折射出的思想旨趣，则又是“新瓶装旧酒”式的独裁。那么“明星”又是什么呢？就是对那“舞台”，具备绝对的“统治”潜质，并最终在可能的历史时段内，成就其“统治”的某人或某利益集团。

　　当然，您要说，“‘舞台’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得统治‘人’”？

　　是的，从根本看，舞台上的话语权并不是第一位的。对于“垄断者”而言，他们需要控制的最终还是“观众”——那些可以制约舞台之存续的“重中之重”的要件。

　　那么，“设计”又是什么？

　　我想，就其关键的基础而论，它便是协助人们解除胁迫、挣脱捆绑，继而正视自我、高扬人性精神的，可能是唯一的“工具”，及其善意的行为。它与“舞台”上的所谓“明星”，更是完全相悖的两类事物。

　　当然，现阶段的中国，“设计”须承载的重责，可能还要包括教会一部分人如何登上他们的舞台；教会另一部分人在调度好舞台之后，如何尊重、欣赏旁人的，在同样的舞台，或在别的舞台上的种种精彩表演；以及教会所有热衷于成为演员的和乐于成为观众的人，如何辨别真、善与美、丑。

　　换言之，这样的舞台“明星”不仅仅抛弃了传统的王、霸对立观念，而且能够在现代的潮流之上，以开放的姿态，真正彻底地将人类智慧及其行为转变成人与人、人与宇宙共存共荣的可靠助力和可信良友。

　　如此的“明星”更不是所谓“传说”中的神祇，而如此的“舞台”也不是任他们倾洒“甘露”的天庭。他们和那片大家都得以共同驻停的土地，最终只是一种历史的真实。

　　至于，我们这些民众，也不再只会做奴隶与学徒，让不知来自何方的这“星”、那“星”，在日用的本是健康的生活中，一通随性驱驭、指使，并最终为“星星”们的不作为和不尽责，甚至为他们的寡廉鲜耻，交钱、埋单，遮羞、“辩白”。

　　当然，如果真能够将“设计”放到如此的社会背景下讨论，那么请允许我套用焦菊隐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今日之中国戏剧》里的话：它，就不再应该是“个人的一种娱乐”，以至成为“一个时髦的无知者”。

　　焦先生说，某些演员为了炫耀自己，凭着一个天生悦耳的嗓子和一副讨人喜欢的相貌，靠着几出成功的戏，便被尊为楷模，可以“更多的是从扩大自己的声誉出发而不考虑演出的质量问题”的角度，肆意施展其所谓“演技”，继而令真正的“艺术的美和价值”消灭殆尽，甚至可悲地改变观众的精神，戕害他们的道德。

　　焦先生还以为，“人们由欣赏一个演员的艺术而缩小到对演员本人的崇拜，乃是不良教育的结果”，这使得我们对于艺术表现全面“失明”，并断送了对美之整体性的最有价值的体悟。

　　上述诸点，便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了，未知确否，盼赐教。

　　谨

致意！

　　连冕 于江夏旅次

　　2011年5月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