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1年5月28日下午

　　地 点：中国美术馆七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邵大箴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次在北京举办的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时间尽管很短，意义却是深远的。全国富于艺术鉴赏力和批评经验的二十几位著名美术评论家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画展。他们都非常关注陕西绘画，非常关注陕西艺术家的探索方向和生活状态。今天看了展览，就我个人而言，印象非常深刻。现在，首先请陕西美协主席王西京先生致辞！

　　王西京（陕西文联副主席、陕西美协主席）：

　　非常感谢邵先生和各位艺术家能够在百忙中抽时间参加我们的研讨会。“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是我们陕西美协精心策划的一次重要活动，既是后长安画派5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也是在强化精品意识、强化集群意识的前提下，对陕西美术中国画领域资深艺术家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的一次交流和展示。总体上说，“后长安画派”包括“黄土画派”的画家，在社会责任感、现实精神、传统笔墨和地域特色等方面延续并深化着长安画派的艺术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艺术思想的空前活跃，文化语境经历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对艺术本体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这又使得他们在多元艺术的追求中，呈现出很大的风格差异、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多彩的才情风貌。这也是陕西画坛，不同于“长安画派”时代的新的历史格局。作为这一创作群体中的成员，由于相同的文化土壤、相同的人文历史背景，我深深了解，这些画家，几十年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背后付出的艰辛。这次展览筹备期间，参展画家之一王炎林同志，抱憾离开了我们。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和真诚，让我感动不已。这些年来，面对笔墨的争论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流变，陕西画家以沉潜的心态，冷静的思索，积极、务实和进取的态度，始终坚守民族文化之根，坚守自强、自信的信念，从而形成了当代陕西画坛群星灿烂的局面。我想，了解和研究当代长安画坛这一创作群体的历史文化根源和艺术嬗变轨迹，对于建立国家形象和民族气派的审美体系，一定会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次画展的初衷。我相信，这次展览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展览；同样，今天的研讨会，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会。再次感谢大家对陕西画坛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薛永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院教授）：

　　这个展览从集群的角度着眼，以“长安精神”为主题，整体意义是不同寻常的，给予我们很多启发。总体来看，“长安精神”融汇了四种精神：第一是汉唐艺术精神。所谓汉唐艺术精神，是朝气勃勃、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大气磅礴、包容开放的精神，近代对汉唐文化深沉雄大，灿烂辉煌的重视，体现了五四以来，力图摆脱传统文人画视野局限，向古老传统文化探寻的一种精神。新时期对汉唐精神的深度开掘，来自借古开今、实现民族复兴的寻根意识。这种重视汉唐雄风的意识与“八五新潮”一道推动了中国画的划时代发展。第二，是延安文艺精神。延安文艺精神是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把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组成部分的精神，是直溯艺术源头生活的精神，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需要来检验“五四”以来大众化文艺理论与实践的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彻底把艺术还给人民大众，并且发挥积极其作用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立足现实的，是关注民生的精神，是从大局来把握艺术功能的精神。第三，是“长安画派”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先后出现了两个地域性画派：上世纪60年代的长安画派和新时期的黄土画派。长安画派以陕西美协为中心，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以西安美术团到北京等地巡展为标志。长安画派的精神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精神，是“五四”精神和延安文艺精神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下的发扬，既发扬了“五四”文化的精神，延安革命文艺的精神，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反思并扩大了对古代艺术传统的继承。长安画派的精神是改天换地与尊崇自然的统一，是革命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水墨写实与传统写意的贯通，这种精神也是不断反思的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第四，是黄土画派的精神。黄土画派出现于新时期，由刘文西先生创始，以西安美院为主体，以2004年黄土画派研究会的成立为标志。这个画派扎根于大西北的黄土地，力求创造具有浓厚地方特色、鲜明个性和时代精神的人物画和山水花鸟画。黄土画派的精神是严于造型，讲求笔墨，力求创新，表现时代出精品的精神。这次联展，以刘文西先生领衔，不少画家就属于黄土画派，但为什么不叫黄土画派呢？这包括了更多长安画派之后的更多的画家，他是具有包容性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高水平的陕西的国画是多元并进、不拘一格的。参展画家根据时代需要发展了四种形态的中国画：一种是民间艺术形态，一种是文人写意形态，一种是写实水墨形态，还有一种是实验水墨形态，而且把这几种贯通，有所贯通，有所融合。我们还可以发现，16位艺术家的艺术有四个相近的特点，首先是深厚的精神底蕴。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他们都不满足于表面，都追求沉潜、深厚、深入，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社会的底蕴、历史的底蕴和“天人合一”的底蕴；第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们的人物、山水和花鸟，都反映了当代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的精神生存状态，角度多样，细节动人；第三，“以人为本”的真挚情感。画家站在普通百姓之中，去体察，去感受，去构思，去立意，有感受，也有形式；第四，融汇古代、国外艺术的开放胸怀。对古代，有明清文人画的，有汉唐民间的，有五代北宋的；对西方，有古典写实的，又有现代表现和平面构成的。

　　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着眼，每个地区的美术都有其赖以发展的独特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有地方传统的独特亮点，而每个地方独创的辉煌，都丰富了中华的民族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美术的长安精神，早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宝贵传统，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长安画派”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巡展，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们作品中全新的诗意、不同于古人的笔墨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为中国画的创新开了生面。他们“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经验，也开始普及到全国。实际上，任何一个地域性画派的高端，都是全国的高峰。这一次“长安精神”16家展览，仍然按照60年代的路线巡展，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展出，我相信这次展览不但会给全国同行提供宝贵的经验，为弘扬民族精神、打造中国形象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对50后、60后、70后，80后的中国画家的成长，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西安与北京的互动，是现代美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古代长安对北京的影响深远，“长安画派”的赵望云早年在北京和李苦禅他们创办“吼虹画社”的时候，就立志想搞一个现代的新的中国画，这样的愿望在他还没有正式成为北京艺专的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志向。然后到上世纪50年代，美协陕西分会的画家作品到北京展出，开了研讨会，对北京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在北京的反响极大，这种互动关系令人感动。新时期以来，这种互动一直在进行着，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有几次讲座和大的活动都是在西安美院举办的。当时也想轮流到其他地方去，西安非要拉我们去不可。程征他们组织的“长安画派”在全国举办巡回展，在北京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出版活动，对全国非常有影响。这个展览，引起巨大的轰动，不是偶然的。北京和长安之间的文化互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有人的毕业论文专门研究这个课题，那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次展览是全方位、多种题材的、多种风格的群体性展示。无论是人物画对人生、对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从山水画在造化与心源的关系，花鸟画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整体上有一种深厚的关联，体现出“长安画派”的精神。长安的实力在60岁以上是一种精神体现，60岁以下也不得了呀，人才是滚滚而来的。他们对时代精神的表现，对时代风格的把握，已经体现出了非常好的学风。从周秦汉唐以来，中华民族丰富、绵延、雄厚的历史命脉，你看不得昭陵、乾陵、霍去病墓、秦朝兵马俑；看到的话，和守在跟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听着秦腔长大的人，他的腔调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历史命脉是别的地方不可取代的。我想，首先是陕西美协现在的画家，包括长安画派、西安美术学院、陕西中国画研究院等各种团体的合力，形成了现在的“长安精神”，形成了现在长安画坛强大的阵容和实力。他们的成就，体现了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他们立足于创新去寻找传统，或立足于传统去体寻求新的表现，这里面传统和现代的辩证关系，始终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原创。有人认为原创是没有传统的，而陕西画家的创造则是立足于传统的。还有一点，就是造化和心源的关系，陕西的历史文明，陕西的黄土高原，陕西的秦腔、人民的生活及那里的山水、花木与陕西艺术家之间的情感交流，使他们在写生、笔墨关系中结合得很好。在大的方面，它肯定了中华民族重主流及造化的行为这两个方面，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辩证关系。因为找到了这个辩证关系，使他们在个体的发挥上，与群体形成合力，形成了当代“长安画派”的精神和果实。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在陕西呆了好几年，对陕西有很深厚的感情，陕西很多画家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感情因素大于理性因素。关于陕西的绘画，我想谈两点。一个就是石鲁创办的长安画派，后来刘文西创办了“黄土画派”，我感觉这两个画派作为上一代的传统，是两个最基本的命脉，实际上现在的后起之秀真正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都在这两个大的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往前发展。虽然各有各的影响和范围，各有各的影响和力度，但是都是产生全国影响的。第二个感觉，陕西的画家我觉着最重要的两点，它延续了一个是黄土精神，一个是古都文化。这两种渊源对陕西艺术家影响最深，也是由陕西的艺术家又波及和影响全国。第三个是因为感情因素太多，我在这个会上只能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最深的感触。看了王炎林的画，我特别特别地惋惜，他去世太早了。在他的画面前，确实有种扑面而来的冲击。彭德的文章说他是血管里喷出来的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不论他的形象、色彩、笔墨，一直到他的人格都非常完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态度，这种态度直接表现出他的为人、行为和作品。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他更多的延续来自表现主义的脉络，直抒胸中逸气，这种逸气跟传统中国文人的逸气有一种上下文关系，非常感人。今天看了以后又有一种新的感觉，以前对他驾驭色彩的能力还没像今天感受这么强烈，色彩与笔墨的关系处理得很恰当，重点是蓝和红这两点，解决得相当成熟。他去世得太早了，非常遗憾。

　　杨力舟（中国美协原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

　　我是从西安出来的，对于陕西和刘骁纯一样，感情大于理性。看了这个展览，非常激动，我们陕西确确实实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刚才3位理论家概括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展览是博大成熟的，个人风格非常鲜明，距离拉得很开。陕西艺术家们的责任感或者说文化自觉，在这个展览上体现得很充分。虽然过去因为各种原因，协会没有换届，对我们的工作有点损失，但是艺术家个人，还有我们美术学院、陕西画院、西安画院及其他一些艺术机构和团体，画家们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对中国画非常执着，他们每个人都在非常艰辛地努力，包括刘文西老师到现在还在画大画，我觉得这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体现了我们陕西画家对民族文化高度的责任感。另外一点，就是西京接了美协主席这个责任之后，很快就和全省的画家拧成一股劲，要做点事情。这个展览也正体现了这个特点。这对我们陕西美协，陕西美术今后的发展我觉得也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搞了这个创作基金，这个是在陕西活动，没有在全国宣传，实际上是从根本来解决我们创作问题。刚才几位理论家都讲了，陕西画家都是自觉地去体验生活，那天见了刘文西老师，他这么大年龄了，还成天在陕北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所有在座的这十几位画家都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在我们陕西的生活，与各式各样的自己所接触的环境渗透在一起，所以他们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我们陕西美术今后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看展览之前看了画册，两次都很有感触，但是感受不同，陕西的整体实力太强了。看画册更全面，更令人振奋，画册都把各人的代表作拿出来了，展览里面代表作少一些，近作多一些。两种不一样，展览看到真迹，画册比较全面，都把各个人的面貌反映出来了，确实显示出陕西美术界的雄厚实力。

　　第二重传统，这个传统大家都说了是汉唐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很深厚的东西都吃透了，而且表达得也很好，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后一个，就是我们新的传统，也就是说共和国建立以后所走的文化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陕西这些画基本上都是一种，如果说用一种不是很恰当的划分，是一种“新国画”的样式，更多的是主题性绘画，主要的作品大量地反映了现实，反映了从延安开始，一直到共和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所走的路线。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发展到高峰时期。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我们需要绘画来参与政治，需要绘画来表达国家每一个非常强烈的中心运动。美术教育方面，全盘引进了苏联的教育体系，包括模特写真，而且不但在油画、雕塑系里面画，在中国画里面也画模特，这个不得了，奄奄一息的人物画一下子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没有政治上的客观要求，就不可能有现代国画人物画的发展，而陕西正是在这方面出了一大批的画家。而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从刘文西到现在的王西京，画领袖像画得非常好，是我们现在能够画领袖像的很少几位画家。我看过几次全国美展，我都提出这种批评，你们现在画领袖像只有几个画得很好，很多人不会画，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没有这种写生能力。但在我们中国，包括俄罗斯，这个传统一直继承得很好，写实能力很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着“长安画派”保存和发扬了这种能力，即便是一种带有变形的，带有其他一种样式的，整个人物的造型还是很真实的，非常有绘画性。第四点，这批画家，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显明的个性。当然，不是自己说我想画个性就个性，想把个性表达出来，就可以表达出来。“气韵非师”，个性也是非师的，是通过大量的磨练、实践和思考，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能够做出来的。每一位陕西的画家，不管是很写实的，或者非常前卫的，都很有个性，而且都画得很好，这说明整体水平到达了一种高度。

　　孙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

　　西安是当代中国画的重镇，绝不亚于沿海一带。它更厚重、饱满，气场很强。大家知道，西安这个地方是十三代古都，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在历史的积淀过程中，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我常常想，我们都是中华儿女，都是中国人，为什么陕西出画家这么多，画得这么好呢，就因为陕西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厚土，高天厚土，它生长出来的树就大，营养养分多。在艺术探索上，陕西画家都是非常大胆、努力的，都有各自的奋斗目标。比如王炎林先生，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觉得很可惜。他追求一种现代的精神，作品里面有很多民间美术的特点，画得很生动，很有力量，这是一种鲜明的追求。其他的这几位朋友，如郭全忠、赵振川和张杲，在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上，都有鲜明的个性和特殊的创造。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从这方面看，陕西画家实力强大，在艺术探索方面定位非常准确。我觉得在今天来说，这种沉得下去的精神，不张扬，不卖弄，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让市场驱动和迷惑的坚定是非常可贵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大的榜样，我觉得这就是“长安精神”的力量所在。

　　夏硕琦（中国美协编审）：

　　今天，我从编辑的角度谈谈长安诸位同行30年来的影响和变化。先说王子武，当时改革开放初我到苏州去，看到了王子武的画，一张齐白石，还有一张一岁多的小孩。当时我马上感觉是非常出色的作品，在《美术》发表以后，那一期是相当受欢迎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王子武用传统的水墨，写实的精神，写意的手法，画出那么深刻的作品，给画坛吹入清新的气息。接着，郭全忠的《万语千言》在《美术》发表。理解那张画，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之中，他心有余悸，因为闹不好，还要被关起来呢。那是一种突破的力量，敢于直言农民问题，给画坛以深刻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于反拨伪现实主义，敢于说真话，画出时代弊端。紧接着又是王有政的《悄悄话》，把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生的变化，通过亲切生动的艺术语言传达出来，可以读出乍暖还寒，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时代氛围。我觉得这些画在当时都非常地有影响。今天看了王子武的画，《钟馗》中眼神传达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堪称一时之冠，画得非常精准；画的诗圣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苍生深刻的关怀，画得很好。又看见王有政的画，这次展出的全是焦墨。笔的运用，完全从结构出发，带有一种灵动感，有山水的皴法、点法，又有人物画的深度，那意味、结构，特别是眼睛结构，生动传神，是人物画发展到今天取得的一种成果。再说郭全忠，人家画干的，郭全忠来湿的，湿的也很好。《选村官》这些画，写意性强，透出一种趣味。王有政的《老驴头》，郭全忠的《大胡子与小不点》，趣味盎然，对人物写意的把握相当到位。在中国画里面，是非常讲究趣和妙的。关于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这两位，一个姓郭的，一个姓王的，都从生活中来，他们的趣是生活的，有根有据的，有一种黄土的味道。我们对老舍艺术的评价，总会提到“京味”。“京味”是对老舍艺术成就的高度概括，陕西画家的作品中有黄土味。味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基本审美维度，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特点，在诗论、画论和文论里面讲得很多，我特别提出来他们的黄土味，实质上也是一种乡情，是一种对生活的深沉的爱！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王西京先生出任美协主席以后，策划的这个展览，是美术界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关于“长安精神”，邵大箴先生在前言里面说了三点，十三朝故都深厚的文化积淀、延安文艺、长安画派，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了中国大地，给陕西美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邵先生说这是一个永久的、说不完的话题，我同意邵先生的看法。刚才孙克先生也提到，为什么有些地方出不了这么多大画家，为什么就出在陕西？首先是因为陕西有3000年的文化积淀。说到文化积淀，河南有殷墟，山东也有汉墓，但是长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是令很多地方相形见绌。另一方面是延安精神，特别是刘文西先生，把延安精神发扬广大，他画的《安塞腰鼓》、《绥德的汉》和《米脂婆姨》等题材，别人也有画的，但不如刘文西先生画得感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去了陕北无数次，走遍了所有的县，有十几个春节都是在陕北过的。刘文西先生的成就，再次说明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今天的展览，画家的人选很有代表性，每一个画家都有他的艺术特点。从画种上看，山水、人物、花鸟兼顾。从表现形式上，写实、写意、抽象都选入了，非常全面，不是清一色。过去我们说明清画家千篇一律，我认为这次展览是一篇一律。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大块的文章，每一个人都可以谈上大块的感想。这才叫艺术创作，这才叫艺术精神。无论山水、人物、花鸟，格调高雅，没有俗艳、低俗之气，都是醇香的纯酿，不是那种勾兑酒。在石鲁、赵望云等前辈奠定的基础上，陕西美协提出了“长安精神”这个主题，值得理论界深入探讨。如果“长安精神”和“长安画派”有一定的区别。我觉得，这种区别主要还在于2011年与60年代的区别。“长安精神”，如果能发扬起来，影响并不局限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展出地，一定会对全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安远远（文化部艺术司文学艺术处处长）：

　　对他们的作品我是比较熟悉的。其实，陕西这个地方要总结起来是有很多话要说，简单一点说，这些画家是在传统和当代中找个性平衡，这种个性平衡是非常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是跟它的文化传承的环境密切相关的，这样的创作又有一种文化传统的层面的锤炼，还有生活的锤炼。每一个画家的个人面貌非常突出，他们在前后的这种压力下，巨大的文化传统的压力、自然山川的磨练在艺术上如何表现，也就是在当代语言风格特别繁多的时候如何塑造和提炼自己。我觉得他们的个性都很鲜明，作品中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他们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创造出了大量的佳作，值得后辈们景仰和效法。

　　马鸿增（江苏美术馆原副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长安精神”主题很好，寓意很深。展现出陕西美术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开放的文化态度。“长安画派”20世纪60年代的展览，也曾经到南京巡展。这个展览汇集了当代陕西画坛的16位大家，非常令人震撼，我觉得有三大特点：

　　第一可以说是共性，追求一种精神。博大、雄强、刚健，这个在很多作品里面表现得都很鲜明。第二点，追求笔墨语言的写意性和精纯化，提升笔墨的品位和质量。这一点在最近几年的作品里表现得比较突出，包括以前很写实的画家，到了最近几年，也逐步在向这个方向靠近和努力，把对笔墨语言精纯化的追求提到非常重要的日程上，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第三个特点，注重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互动，画册里面，很多人的学术文章非常有水平。正是由于画家注重学术研究，给他们的创作无形之中提供了很好的动力，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具体的例子，不能一一细说，不过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人物画有“四王”，王子武、王炎林、王有政、王西京；山水画有“三振”，崔振宽、张振学、赵振川。“四王”刚才大家讲得比较多了。我想讲一讲“三振”，他们的确有令大家振奋的地方。崔振宽先生的焦墨山水有种苍茫的整体感；张振学先生的作品，具有自然舒缓的情调；赵振川先生的作品气韵苍雄、笔墨苍润。我觉得他们都很有传统学养，距离又拉得很开。还有罗平安，以前我们也邀请过他到南京办展，以前的作品，多用点子皴，现在的作品，有人说是“老来灿烂”。另外，徐义生，陈国勇先生，都是学养非常深厚的画家。花鸟画方面，江文湛前几年也在南京举办过展览，总体上给人风神潇洒的感觉。陈国勇先生的山水，有人说是魔幻的感觉，张杲先生的花鸟里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参展的画家能够代表我所了解的“长安精神”。

 （下转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