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5版）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觉得“长安精神”或者说陕西文化精神基本上来源于三种文化的精神资源。第一种是汉唐遗风的古典文化，第二种是延安传统的新文化，第三种是改革新潮的当代多元文化。前两种可以说是文化传统；第三种只能说是文化状态。汉唐遗风是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古典文化传统，包括周秦汉唐的文化艺术传统，包括宋元明清的文人笔墨传统和陕西当地的民间艺术传统，汉唐艺术的盛世雄大，和唐代艺术的典丽高华，是陕西最值得自豪的传统特色。唐朝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东移南下，陕西文化逐渐衰微，已无复汉唐气象。相对来说，陕西的文人笔墨传统不如中原和江南地区深厚，而且陕西的民间艺术则比中原和江南地区丰富，延安传统是五四以来，特别是《讲话》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包括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的革命文艺传统，也包括现在中国引进的西方写实主义和俄苏美术传统。这种新文化传统，对长安画派“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思想影响极大，对后来的黄土画派，特别是对人物画创作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改革新潮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五新潮以来的当代多元文化状态。这种多元文化状态比较复杂，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颠覆，初涉和改造，又要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延续，整合和复兴。一般说来，陕西画家比较中庸，反传统的姿态不太激进（石鲁除外）；回归传统的姿态也不太张扬（杨晓阳除外）。参展的16位画家，大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他们继承了古典文化传统和新文化传统，并努力促进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我提倡现代艺术要强化个性，简化形式，这些画家的艺术个性都比较鲜明，但也有陕西地域的共性。他们的艺术都有非常浓郁的黄土地情结，有种厚重的泥土味。强调地域性能减弱个性，也有可能强化个性，在陕西画家身上个性与地域性往往是统一的，互补的，个性丰富了地域性，地域性也促成了个性。陕西有长安画派，黄土画派。我认为当代陕西的地域画派叫“陕西画派”更贴切，陕西画派涵盖以前长安画派，黄土画派。当代陕西画派的人物画成就最为突出，主要得力于延安传统，新文化传统，和陕西农民的现实生活。刘文西是延安传统最热忱、最忠实的继承人，在当代文人画浪潮中，仍然坚守陕北农村的黄土地，到了老年依然活力充沛。王子武也传承新文化传统，他画的人物极有深度，并把油画的效果引进水墨，被称为中国画的费钦。王炎林首先倾向现代艺术评论家的追捧，我看作品集中好多评论家写的文章，他的表现性人物被称为泥坯人，就像贾平凹《废都》里的人物：变成了城里人，仍然没有脱离乡村的泥土味。王有政，我最熟悉的画家，他也继承了黄土地的传统，但他的人物更加人性化，更有人情味，人物表情的刻画比那种模式化的画法更细腻深入。郭全忠的乡村写实人物极其真实生动，笔墨个性也特别鲜明。王西京的现代人物写实造型能力极强，承接新文化传统，古典人物笔墨简约，潇洒飘逸，直追汉唐雄风。我觉得当代陕西画派的山水画成就也非常突出，不仅保留了北派山水的雄强，还跨越地域，吸收了江南山水和文人笔墨的优长。崔振宽的笔墨技法非常全面，焦墨山水干练清风，湿墨山水润含秋雨，使他成为超越地域画派的大家。希望当代陕西画派，继续深入地向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两极发展，真正能够重振汉唐雄风，而且能真正创作当代中国的现代的中国画。谢谢！

赵立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我谈两点。第一点，半个世纪的巧合。我初步查了一下，50年来，陕西省美协集体进京开展的，我现查到的这是第三个：第一次长安画派的展览，那是1961年的10月份，当时叫做汇报展，美协陕西分会的中国画创作的进京汇报展，当时是6个人：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20年以后的1991年12月12号，也在中国美术馆办的这个展览，叫“长安画派六大家作品展”，由中国美术馆和中国美协陕西分会联合举办。前天很巧合的我把这个请柬给找出来了。这是从1961年的10月到1991年的12月，相隔30年，如果把中间的“文革”10年去掉的话，也就20年。第三个也就是这个展览，2011年，这个展览和上一个展览间隔20年。第一个展览带有汇报性，得到北京美术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誉，叶浅予先生首先提出了“长安画派”的概念。30年后1991年的展览，在那个特殊背景下，就是在经过新潮美术以后，我们不要忘了新潮美术的高峰时期是1989年，两年以后（1991）年办这个展览，当时在中国美术馆的西南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布置得也比较匆忙，如果说第一个展览带有汇报性质，这个展览就是“文革”和“新潮”以后，对“长安画派”的一种再发掘和再认识。从第三个展览看，前面两个展览都是6人展，人员都是同等的，这个展览是16个人展，比上次两个展览增加了10个人，从画种方面的话，也比前面更丰富了，更强调了人物画。这个展览我看了以后，感觉陕西的画家们底气好像更足了。这次展览，是来北京面向全国人民的一种展示，既有解放以后的一些东西，更主要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陕西的中国画创作成果。这是第一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的三个巧合。第二个特点，前面都谈到这16人的好多特点，我最感兴趣的是这16位画家的专一性。我们回想一下，中国画全国有几大重镇，包括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达到陕西画家的专一。他们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恐怕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对我们今后的中国画创作也是一种启示。谢谢！

　　贾方舟（著名美术批评家、策展人）：

　　“长安精神”较之“长安画派”，强调了精神性而弱化了地域性。因为“长安精神”不局限于西安或陕西，实际上指的是传统文化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其实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画家都可能继承的精神。我觉得以“长安精神”来命名这样一个展览是合适的。当然这里面大家刚才也讲了很多，我不否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安这个地方或者说陕西这个地方，有非常强大的地域文脉。既有上溯到秦汉这样一种文脉，同时也有一种革命的文脉，那就是延安精神，还有一个本土的黄土精神，所以这个地区能够养育这么多的重要的艺术家，可以说，地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域上，生活在这样一个一种很浓郁的传统气息中，对于他们的生成，对于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常常倒过来想一些问题，比如说刘文西先生，当年在浙江美院毕业以后就留校当老师，没有到这边来，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会是今天的刘文西吗？那可能是新浙派的刘文西。所以地域文化对一个艺术家确实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今天想强调的不是地域，而是个体精神和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我认为任何一个地域的画派，任何一种地域群体，支撑地域的群体的实际上是个体。如果失掉了个体，就没有群体。我们讲个体精神，不管国家也好，民族也好，这种个体是非常重要的。我持一种英雄史观，有了个体，就有民族，就有国家，没有个体，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们谈长安画派，没有石鲁，没有赵望云，没有方济众，没有这样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家，什么叫“长安画派”？就很难说。但我们今天谈长安精神的时候，谈陕西这帮艺术家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个体越强大，群体就越强大，每一个个体的个人化表达方式愈独特，个体所属的群体也就越具有特点。因此我觉得，个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谈论陕西画家的时候，举出一些重要的艺术家来，会有一种印象，觉得整个陕西这个国画群体是非常厉害的：20世纪50年代有石鲁，60年代有刘文西。可以说50年代是石鲁的年代，60年代是刘文西的年代，今天又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而且是60岁以上的，60岁以下还有很厉害的，这个我们觉得很不得了的。所以，今天我的发言想强调的是个体精神，就是说，有个体就会有群体，有个体就会有民族，就会有国家。今天的蒙古族都为自己的成吉思汗骄傲，就是那个个体支撑了一个民族。所以我想，如果我今天的发言写个题目的话，可以叫做“群体中的个体精神和个人化表达”。谢谢大家！

　　李一（《美术观察》主编、教授）：

　　展览主题给人“汉唐雄风今有起”的强烈感觉。长安从古到今都是文人的一个梦，梦回长安嘛。在许多诗里面，都写到对长安的向往。今天我们谈起长安，总会怀想汉唐雄风。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同样需要长安精神，所以说这个展览的主题非常好。16位有成就的陕西画家群体亮相，集中反映了陕西当代中国画的水平。当然这些画家不只代表陕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着当代中国画的高度。我注意到，陕西最近一两年连续推出一些展览，像前不久在国家画院展出的名家小品展，小品展也不小，这次的展览就更博大。连续两次在北京推出高质量的群体展览，这说明陕西美协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尽管刚才有同志强调个体，但我认为群体在今天更需要，只有形成群体，影响才会更大，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另外再提个建议，这次展览展出的都是1930后、40后艺术家的作品。实际上，刚才刘龙庭先生已经提到了，50后，60后，也有大批优秀的画家，我想下一个展览，是不是继30后，40后之后，陆续推出50后，60后，甚至70后的优秀画家，因为一个画派也好，一种精神也好，都需要持续性的发展，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希望下次展览我们能够看到50后，60后，70后的展览，看到这一代人的“长安精神”。谢谢大家！

　　殷双喜（中央美院教授、《美术研究》主编）：

　　我最近一两年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延安美术，前几天我们策划了“王式廓一百周年纪念”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是我提出的，叫做“从延安到北京”。在这个命题里，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主线非常清晰。我们经常谈传统，大传统是上下五千年，另外我们还有小传统，就是新中国美术传统。但是新中国美术的源头并不是从1949年开始，应该是说从延安美术开始，因为新中国美术的思想、领导、体制都是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初步成形，并且建立了它的一个基本思路。所以说，我们要循着这样一个道路去看，就会对陕西这个地方格外地注目。陕西的美术，从资源上来说，是一个极具厚度、很全面的宝库。生活在陕西的艺术家，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艺术家。今天我看了这60位画家，我觉得这16位画家非常的水准，一个高，一个整体，真正体现了陕西美术的实力，而且我看照片拍得都很好，个个陕西老汉都很有型，很有样。今天这个展览，不提画派提精神，什么是“长安精神”？我觉得有很大的诠释空间。我觉得“长安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这从陕西的民间文化中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延安美术所代表的革命精神，这是一个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提炼、转换、创造的精神。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长安精神”是一种艺术精神，几千年来对艺术语言精益求精，执着追求和提炼的艺术精神。那么我觉得这几种精神汇合在一起，使得“长安精神”的提出，使得“长安画派”从一个地域性的美术现象转化为当代中国画整体的一种追求和方向。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长安精神的深入探讨、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我想说的一点是，在陕西这块土地上，继承传统也好，面对生活也好，我们特别不要忘记创造精神。我觉得在长安精神第四个重点就是创造精神和革新精神。我认为长安的中国画应该追溯到石涛，从石涛到石鲁都有一种很强的不与时流相同的努力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对于陕西的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和殷双喜一样，我不把“长安精神”作为一个地域画派或地域特色的符号。我希望陕西画家能从这里出发，把自己重新装备起来。只有用思想装备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寻找到一种表达形式，观众才可能被这种思想和形式引导。实际上，陕西的画家在当前来说是比较有思想的，从赵望云、刘文西和郭全忠他们3位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回答了一个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不管他们的思考是否有历史局限或自身的局限，但是他们都在努力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在努力地、紧张地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仅是关于日常的思考，而是指向超越日常的高远的方向。第二，陕西画家在现实针对性和超越日常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点，虽然我们看起来还不完全满足，是不是可以走得再远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在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强烈感召力、有丰富的民间艺术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要他们摆脱这种文化资源，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第三，艺术形式应源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我们看到了王炎林，看到了郭全忠，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家超越地域的努力，这是一种勇气和决绝的精神，也只有这样的精神才有可能使艺术达到一种极致。第四，与观众的对话关系。让观众看什么，和观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交谈。受众是每个艺术家都要面对的，你不能拿一贯的、熟视无睹的形式来和他们对话，形式呈现给观众的时候，要更多地体现出艺术家和观众、艺术品和观赏者、艺术家和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精神才有可能焕发新的生机。

　　裔萼（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

　　我对这十几位艺术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其中的6位人物画家，因为我一直比较着重于研究人物画。西安的人物画家，从上世纪30、40年代的赵望云，50年代的石鲁，60年代的刘文西老师，包括在座的很多位大家，都是我的研究对象。对他们我一直特别关注。今天这个会不适合对每位艺术家做详尽的评析，而且刚才各位老师已经讲得非常精到了。“长安精神”这个主题很令人振奋，打破了学派和门户之见，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超越性的主题。“长安”这个词，不但是中国文人，也是所有中国人所向往的。中国的经济在复苏，文化也在复苏，在这个时候，提出“长安精神”这个主题，能够给予我们一种精神上的激励。

　　赵权利（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术观察》副主编）：

　　今天“长安精神”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陕西作为一个国画大省，确实走出来的太少，刚才赵立忠先生做了一个梳理，早年的长安画派对咱们很有影响，这几年来也有一些展览，1997年省国画院就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展览，后来还有一个“陕西美术三百年”的展览，去年年底，在国家画院有一个小品展等，个展也有，但非常的少。多年来一直有种说法，认为陕西的画家走不出去，外边的画家进不来。我想可能是陕西的画家不走出去，并不是走不出去。事实已经证明，“长安画派”一走出去就成为新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画派，影响非常的大。近几年来，陕西画家在北京的展览，不管是联展还是个展，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陕西是个美术大省，特别是国画大省，陕西的国画家数量多而且水平高，在全国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是非常重要的一足。但是，陕西画家的影响力和他们的实际水准相比还是不太相称的，也就是说，水平很高，实力很强，但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这还是和走出来的少有关系。今天这个展览的主题很好，展览前言也对这个主题做了很好的阐述，为什么叫“长安精神”而不叫“西安精神”，因为长安是一个历史概念，更能说明这个地域所具有的汉唐精神，前言里面对这个精神作了阐述，比如说雄浑、博大等，他不仅体现了这些精神，也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的展出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当然，不仅是今天展览的这些作品，也包括他们历年所创作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些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刚才殷双喜老师也讲了，“长安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创造精神，对于陕西画家来说，以往有种说法，认为他们比较保守。我想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保守的话，也不会有长安画派和这里在座的三四十年代的十几位老画家和这么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

　　尚辉（《美术》杂志执行主编）：

　　在当代多样、多元的美术发展状态中，如何审视地域画派的发展，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因此这个展览受美术界关注，不得不看，也不得不进行深入研讨的一个展览。很显然，这个展览并不是对“长安画派”以及具有“长安画派”精神的所有画家的展览。我想主办者着重于对于第二代“长安画派”的画家，从80年代崛起之后，一直到今天，也就是三十多年来，他们在艺术探索和艺术成就上的一个总结和回顾。我觉得这次展览的策划思路是这样的。从这一点来看，这次展览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长安画派”或“长安精神”的展览有两方面非常大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刚才诸位专家、学者都谈到的，或者我们在美术史的根系和研究中不得不碰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安画派，黄土画派之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它说清楚。今天这个展览用“长安精神”这个主题来统摄全体，首先是让我们看到的是，对以往展览画家的人选进行了一些调整。第一代、第二代我们都非常清楚，第一代主要是对黄土高原精神的体现。第二代终于有了人物画，但是关于“长安画派”人物画的问题我们一直是比较回避的，我觉得今天非常明确地把人物画家和花鸟画家的组成构成了“长安画派”重要的主体，这是这次展览最重要的学术上的意义。“长安画派”或者说“长安精神”，没有人物画家的身份和地位是不恰当的。而实际上，这次展览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今天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物画家，诸位学者和专家们都做了分析，我就不多说了。很显然还是以刘文西、王子武、王西京、王有政等人为代表，有一些我们以往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深入研究的画家，比如说，像王金岭、张振学、张杲、徐义生、张之光和陈国勇等6位画家，尤其是张杲先生的花鸟画作品。这种具有大泼墨和构成性的花鸟画，我想美术界的朋友也不是十分熟悉的。这一次也把他作为“长安精神”或者“长安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放进去，这是这次展览的一种重要意义：让我们全方位地，或者是从地域美术发展的角度更加准确、真实地认识到“长安画派”第二代画家的整体面貌。第二点，各位学者、包括我们的展览前言都探讨了“长安精神”的主题意义。我还是认为，“长安精神”不能作为一个美术史的概念来理解，作为美术史的概念，可能还会沿用“长安画派”。今天，重新审视“长安画派”，可能是对他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增补，进行了更为真实的一种反映。“长安精神”这4个字还是用得非常好的，各位专家对它的解读也非常深刻。但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从“长安画派”谈起。不是说“长安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所有精神，如果把所有的精神都放进去，那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而不是“长安精神”，我觉得“长安精神”的外延要小一些，应该谈到“长安画派”，它主要的思想还是来自于“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第二，“长安精神”和“长安画派”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把传统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谈到采风和传统，但是怎么样把生活和传统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难点，我觉得“长安精神”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做得最好的，或者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研究的。我很早就提到一个观点，“海派”就是由于传统积淀深厚，傅抱石就提出，“思想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那是从传统非常深厚的地方来谈的。对于大部分当代画家来说，我们没有很深厚的国学传统，对传统文化，不如对西方素描熟悉，“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主张是石鲁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模式更适用于中国画的创作，这是一个规则。“长安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现代精神，我们从今天这个“长安画派”第二代的画家的作品当中来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生活、传统和现代联系在一起，对于“长安画派”画家来说，最可贵的是作品里所体现的现代性，像王炎林的作品，表现的是生命的本体，表现都市生活的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罗平安的作品虽然也有变化，但对这种转变，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意见：80年代那种抽象艺术和笔墨意韵相结合而生成的丰满和厚重，在今天的作品里比较少见，它更精致、更形式化了，色彩更漂亮了。但是这种形式是不是往下发展，还是可以商榷的。崔振宽的作品，在黄宾虹和黄土高原的苍茫意境中走得更深沉，这是我想象的，也是在他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感觉到的。郭全忠试图把传统文人画和黄土高原人的形象，质朴结合在一起，这本身是矛盾的。他一直走到今天，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想把现代性加进自己的作品中去。从他今天的很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谈论长安画派精神，谈到的这三点，尤其是作品的现代性，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在这次展览中“长安画派”第二代画家所遇到的更重要的一个难点。陕西美术界在中国当下来说还是相对团结紧密的。我们都知道，二十多年来，陕西省美协主席缺席，现在王西京先生出任美协主席以后，带领美协组织了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影响力既是学术的，也说明了协作与集体力量的重要性。

　　王志纯（北京画院研究员）：

　　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展览，具有非常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长安精神”的构成因素很复杂，底蕴非常深厚，不仅有周秦汉唐的文化传统和延安的革命文艺传统，还有西北的民间文化传统。这批画家都是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辛苦经营了几十年。每一个画家的艺术探索，都进行了几十年，非常下功夫，非常执着，非常投入，非常敬业，让我们非常感动。比如刘文西老师，他这几年时间还一直在画黄土人百米长卷。对于陕西画家们的献身精神，我是深有感触的。

　　这批画家构成了当代“长安画派”强大的阵容，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别的很多地方难以媲美的。这次展览，不仅有整体的高度，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有的是在笔墨的探索上，有的是在对生活的体味上。每一位艺术家，通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经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而且都在变化。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在探索，在突破。这是我看展览的一个收获。

　　在新一届美协主席王西京先生的组织协调下，陕西美术界在很短时间里进行了有效的资源整合，形成一种合力。这一点非常好，不仅有利于提升地方文化的整体高度，也利于艺术家个性与创造力的充分发挥。

　　王迎春（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

　　看了这个展览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每个人强烈的个人风格，个人面貌。我觉得，谈起“长安精神”，老是用什么“汉唐雄风”、博大、强劲等词，好像有点空泛。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更清晰、更具体的描述。看了他们的展览，再和金陵画派，浙派，岭南画派等其他地域画派作比较，觉得“长安精神”的所指就非常明显。虽然还是很难表达，可是能够感觉出不同。所以我认为，这个画展的价值在于以强烈的个性和突出的个人风格来体现“长安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具有秦川牛一样倔强的个性，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动摇，在经济大潮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他们没有迷失自己，没有庸俗化或市场化，仍然坚持了西北地区那种质朴和真诚。也许，这就是我不能用语言表达出的“长安精神”所在吧。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展览如此轰动，受到观众的热捧，受到评论家的重视，让人非常激动。批评家看展览，有时会感到疲劳，很多展览缺乏个性，没有特色，而陕西画家们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则是“大气度、大手笔、大写意”。现在看来，20世纪是中国艺术辉煌的时代。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一位画家，也是批评家，曾说20世纪是中国艺术最衰落的时代。我问他，那19世纪呢？20世纪产生了那么多大艺术家，包括国画家、油画家、雕塑家等等，他们都是我们的骄傲。20世纪是中华民族从苦难和贫困走向希望、幸福和开放的时代，就艺术领域而言，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我们在座的这些画家都是20世纪培养出来的，非常了不起。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位都是大师，但展览的整体高度和实力是非同寻常的，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程征（西安美术学院教授）：

　　多年来，我持续关注过20世纪初到当代的4个陕西绘画团体。第一个团体就是民国初年在西安成立的“西京书画研究会”。这是由当时的上层文人和官僚组成的、“以书画发扬国光”的一个艺术群体，曾经很活跃。但是，他们的艺术本身秉承的不是“长安精神”，而是清代末年的那种书画精神，比较黯淡，后来被人们遗忘了。然后在30年代到60年代，在这个地方有两个群体出现，一个是在陕北，也不是“长安精神”，是延安文艺精神。执行延安文艺精神，以这种精神来创作的艺术家，基本不是陕西人，主体是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与此相似的是40年代赵望云到延安画派的行程一直到刘文西老师到50年代末到西安美院任教，还有郑乃珖，王子云、罗铭、余忠志等等。他们聚集在西安，给西安画坛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而他们和他们艺术界的朋友，比如说京剧界的尚小云，豫剧界的樊粹庭和常香玉两位大师，他们经常聚会，探讨艺术，互相促进。同样一片热土，为什么在民国初就不能弘扬，而在这个时期就会诞生“长安画派”呢？在延安就会造成延安文艺的新精神和新面貌呢？长安画派的成员，我觉得很有意思，基本不是长安人。赵望云是河北人，石鲁是四川人，何海霞北京人，康师尧河南人。他们不仅人去了，关键是他们带去了非常伟大的、综合性的思想。为什么用“伟大”这个词呢？赵望云是贯彻“五四”新文化理想最为彻底的画家之一，他是终生持守，成为长安画派的支柱。石鲁，他姓冯，“石鲁”是石涛和鲁迅的名字合成的，他用这两个字概括他对延安革命的一种理想。何海霞，传统的一种象征，活的传统。我曾把这种组合成为“三足立鼎”，三条腿立起来的一个鼎。后来有编辑把这个说法改为“三足鼎立”，我很有意见，让人联想到矛盾与纷争。这说明“长安精神”没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性质是不行的，结果就可能和“西京书画研究会”一样。50年代初，蔡亮从中央美院到西安，等待分配工作，住在东大街的一家小旅馆里面，听着旁边老在放一种什么戏，难听得很，很难接受，后来知道那是秦腔。过了一段时间，不听秦腔还好像缺了一点什么。这就是有其他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个体，进入长安这个文化场域以后，激发出的新的东西。“长安精神”是什么？“长安精神”如同原子核，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各位专家对此都有精彩的分析。但如果没有中子去轰击它，它会沉睡在那里，就像刚才殷双喜所说的那样，成为包袱。“长安画派”正好是用新的精神、新的思想去轰击它，并且吸收它的文化营养。以在座的刘文西老师来说，他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素描和新浙派人物画的笔墨传统，到了陕西以后，创作出早期代表作《祖孙四代》。刘老师告诉我，他去看了霍去病墓的雕刻，就是那种混沌、深厚和概括，激发了他的灵感和想象力。这是“长安精神”在创作方面一个非常好的典型例证，因此我想，这种精神，必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导。“长安精神”必需是开放和包容的。长安作为十三朝的古都，建都史有1300多年，但主要还是西汉和唐代。汉代的特点首先是包容，包容了多个民族成分及其文化。唐代对西域文化的吸收，就不用多讲了。第四个团体，是改革开放30年来陕西出现的这一批国画家。关于他们个性的探索和艺术成就，大家刚才讲得比较多了。他们都是在交流当中，在学习当中，在困惑当中汲取文化滋养并以新的元素来丰富“长安精神”，在用中子来轰击“长安精神”这个原子核。没有这个过程，就谈不上什么个性和创造性。因此“长安精神”绝对不能、永远不能成为保守的借口，我们永远要在交流、在包容、在学习、在碰撞中激发“长安精神”，这是我看了今天的展览以后的一个基本想法。今天的展览，大家讲了许多鼓励的话。我作为见证人，当然在座的诸位也都是见证人。这些成果固然是16位画家创造的，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发言人，都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用中子轰击着原子核。这批作品，有一部分元素，是大家在交流当中，在几代人的交流当中形成的。具体讲起来，故事就很多很多了，几本书写不完的故事。这种状态应该持续下去，这也是“长安精神”在今后的一种希望。

　　王西京（陕西文联副主席、陕西美协主席）：

　　听了各位朋友的发言，非常感动，受到了很大启发。在此，我代表陕西美协，同时代表这次参展的画家们，对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朋友们给我们的鼓励和厚爱，表示真诚的感谢。“长安精神”是一个系列展的主题，接下来的环节可能会是“陕西当代中青年优秀国画家作品展”，以后还有油画、版画和雕塑展。这些展览，在成熟以后，会陆续推出。陕西美协换届以后，我们实施了一系列举措，目的是弘扬长安文化精神，发扬“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的艺术精神。陕西美术界和各位朋友的合作今后会很多。到“陕西当代中青年优秀国画家作品展”举办的时候，还会邀请各位朋友。我们希望和理论界朋友有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在交流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来共同发扬 “长安精神”，推进陕西美术事业的长远发展。再次衷心地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