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四大家”精品展及其学术定位

“浙江四大家”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2009年3月10日）

　　提出“浙江四大家”旨在树立浙江的一个文化品牌

　　陶小明（主持人，浙江陶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艺术品经营行业协会副会长）：我们举办了“浙江四大家：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精品展”，把四位大师的作品合在一起向社会公开展出，这在浙江整个展览史上还是首次。展览期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们编辑的《浙江四大家作品集》，公开向社会发行。我们的这次活动。意在打出我们浙江的文化品牌。

　　20世纪“中国四大家”指的是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在学术上早有公论，也就是说，上述“四大家”中属于我们浙江的就占了3位。今天从地域上看，吴昌硕生于浙江，葬于浙江，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黄宾虹生于浙江金华，在艺术生命中也是最后的最重要的7年是在浙江度过的，在西湖边完成了艺术的蜕变。身后7000余件作品捐给了浙江博物馆。潘天寿生于浙江，一生的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都在浙江实施与完成的，被公认为旷古绝今的一代国画大师。而陆俨少早年居浙江德清，60年代执教于浙江美术学院，后任浙江画院首任院长。我们提出的“浙江四大家”把陆俨少排进去，也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考虑。有评论家把陆俨少定位是“中国最后一个文人画家”。无论定位是否确切，陆俨少先生无疑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新高峰。陆俨少作品这几年无论是在艺术市场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成了令人瞩目的一个亮点。

　　浙江有这四位大家的存在和影响并哺育了整整几代人，也使得浙江的传统艺术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浙江四大家”立意是否确切，当然还有待于各位老师及权威人士以学术的精神来进行研讨。我在这里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各位老师的真知灼见，使我们这次活动更具有意义。

　　作为民营公司率先提出“浙江四大家”是不容易的，应该支持

　　卢炘（潘天寿纪念馆前馆长、中国书画名家纪念馆联会秘书长）：关于提出“浙江四大家”，实际在2004年就有人跟我提过，说要出一本“浙江四大家”画册，他们说叫我当主编，后来事情搁置。现在由陶氏文化公司率先操办，说明浙江民营文化企业的眼光是厉害的。我想我们现在的“浙江四大家”，从艺术性来讲，跟全国的“四大家”实际上是在同一个水准上；并不是在浙江就是省级的了，在全国就是全国级了，不是这个概念。

　　陆俨少先生去年诞辰100周年，浙江画院出了大力气，陆俨少的全集出了6大本，北京举办的那次活动我也参加了，办得相当不错。北京陆俨少的艺术研讨会有50位理论家在会上发言，评价很高；因为陆俨少先生的绘画艺术与各方面的修养使人家佩服。应该说陆俨少的艺术在历史上的地位是高的，所以把这四位摆在一起我认为是很好的。应该说这四位大家，不但是浙江认可，全国也都认可的。我想，陶氏公司作为民营文化公司首先提出“浙江四大家”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对这个事情应该支持，它对“浙江四大家”艺术的研究肯定有推动；另一方面，从美术史研究来讲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在，包括我们这个研讨会。

　　“浙江四大家”就是全国“四大家”，体现了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

　　郑竹三（浙江省国际美术交流协会副主席，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陶小明先生推出“浙江四大家”，在策划的时候到我这里来过，我说这个就是全国“四大家”。他们是创新的“四大家”。这样的事情由民营文化企业率先提出，表明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同时是一个美术大省。

　　文化大省确实是多学科的、各个层面的，我们今天宣扬、推动浙江传统绘画“四大家”，实际是在反射我们浙江文化大省的内涵。前人提出中国有三个“文化江”，第一个是扬子江（长江），第二个是钱塘江，第三个是黄浦江。三条“文化江”中最有文化的就是钱塘江。像吴昌硕，是安吉到杭州的。黄宾虹是在钱塘江上游的婺江过来的。这个钱塘江水系两边，有我们无数个文化名人与杰出人才，可全面研究钱塘江文化。我说我们干脆文化视点更高些，内容也更广些，做大一点。而今陶氏公司从美术领域先起步，起点很高，责任很大，也很光荣。

　　“浙江四大家”的突出特点和共性是传统性、当代性、转折性和民族性

　　高天民（潘天寿纪念馆副馆长）：“浙江四大家”的提法，我想显然是从全国“四大家”的提法中引申过来的，这种提法也属于传统的提法，是研究美术史、美术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浙江的“四家”来看，我觉得还是有它突出的特点和共性的。第一就是它的传统性。这四家显然就是从传统的角度或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从事艺术创作的画家。第二就是它的当代性。虽然说它们是具有传统性的一面，但是这些画家又决不是我们以往所说的传统性，不仅仅是一种为了恢复传统的传统性，而是面向当代的一种传统性，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三就是它的转折性。这四位画家所面临的时代，正是一个历史转换的时期，而他们就没有像以往有些画家一样一味地返回传统，而是在返回传统的基础上又是为了面向当代。特别像黄宾虹，有评论家提出他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开启者，是现代画家中的画家。最后就是它的民族性。从我们当代角度来说，美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甚至于在多元之后，对于什么是美术、什么是艺术，我们都开始模糊，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而这些画家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走自己民族性的道路，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的东西。

　　“浙江四大家”是很响亮的一面旗帜，其意义会璀灿无穷。他们的影响将会更大、更广、更有意义。

　　张所照（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副秘书长）：浙江经济发展这么快，与浙江文化底蕴深厚有关。凡被文字记载的浙江籍名人，在历史上占到三分之一之多！刚才大家讲到，像长江流域也好，像钱塘江流域也好，不都讲到了这个事情？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我们如何把它梳理出来，把它作为品牌打出去，我们的工作怎么做起来。提到我们“浙江四大家”，全国有“四大家”，其中三人属于浙江的，全国提了，那么我们浙江能不能提？当然可以提，哪怕是概念重合也可以提。提“浙江四大家”，我觉得这是很响亮的一面旗帜，是一大品牌。他们地位也是客观存在；因为他们立足传统的“与时俱新”，都具有深远影响。在现在21世纪来看这“四大家”，跟过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90年代来看这“四大家”，有些地方肯定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会把他们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产生的作用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我相信，通过深入梳理，在当代“知识爆炸”背景下以新的眼光来考量“浙江四大家”，其意义会像“亮剑”一样璀灿无穷。

　　“浙江四大家”的确立，反映了我们对浙江中国画现实发展所做的思考

　　王平（美术报社副总编、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我认为把这四个人选在一起非常好，第一，从20世纪来讲，首尾相应。吴昌硕先生是20年代后期过世的，陆先生是90年代过世的，跨跃了整个世纪；世纪的前期、中期、晚期都有，能比较全面反映浙江20世纪传统中国画的整个面貌，而且是这样一个连续的状态。第二，他们四个人从风格角度来讲，也都是体现了浙江“传统出新”这样的创作路线；而且后来浙江还提出了“重传统、重基础，重修养、重创新”这么“四重”。这“四重”也在这四位老先生身上都体现了；他们本身就是文人，也是学者，也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也体现了“四重”。甚至他们的延续还都有一定的渊源，四个人之间是亦师亦友，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些以前是师生关系，有些也是朋友关系，也是一个延续。第三，他们对于浙江的创作影响比较大，在全国来讲特别突出，现在人家甚至觉得浙江是中国画的“正宗”，也讲中国画创作当中的“浙江现象”。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也这么说，学术界也很重视，而这个跟“四大家”的学术思想有关系；特别是“四大家”在教学上的一些思想，对浙江当前的中国画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影响，没有他们的影响，今天浙江的中国画不会如此地具有正脉与繁荣。

　　提出“浙江四大家”就是一种历史总结

　　河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天来看这个展览，对我教益很大，陶氏文化公司做这个展览，提出“浙江四大家”就很好。

　　在总结“四家”的时候，往往都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总结。现在提出“浙江四大家”，就是一种历史总结。我前段时间在北京看了陆俨少先生的大型画展，他倒确实可以称得上几座大山之一的一个大师。我觉得陆先生是一个从传统走出来的人，而且是走得非常现代。陆俨少画里面有一种“动”感，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这一点。严格地说，动感不是中国画的特点，因为中国画追求静，一种“静气”，所以陆先生明确地在画里面表现运动、动势、动态、动感，应是一种现代精神。我在北京研讨会上提出，陆先生的画可以用“云水飞动”4个字来概括，就像黄宾虹被称为“浑厚华滋”，潘天寿“雄强霸悍”。吴昌硕的画更古风一点，他的篆书写得非常好，没得说；潘天寿先生更多学院的背景；黄宾虹先生更多是史论家，美术史论家；陆俨少先生则是从职业画家慢慢起步而成熟。四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年代也不全一样，面貌是很丰富的。我想，把这四位大家并列放在一起，能够提出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口号，叫做“浙江四大家”或者“钱塘四大家”、“浙四家”，都是可以的。

　　推出“浙江四大家”的三个战略意义

　　张捷（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我觉得陶氏文化公司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市场，也喜欢收藏，可以看出陶小明先生做事情的角度，是坚持在学术层面的，他无疑是一个儒商。我很认真看了他写的关于“四大家”的文章。他把“浙江四大家”推出来，我想有三个战略意义。首先是在文化上，鲁迅先生说过，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脸面，陶小明先生是“先声夺人”。如果这“四大家”摆在上海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都跟海派有一定关系，但他们对浙江文化产生的影响更大。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都曾执教于杭州国立艺专和浙江美术学院，吴昌硕又是潘天寿的师辈，所以值得大家“温故而知新”地去做研究。二是在传承上，在近现代中国画百年历史里，有几个脉络：第一个就是传承派，他们四个都是传承派的代表，以借古开今为己任，但不是纯粹因袭古人的陈法和窠臼，而是以古人的传统笔墨精神来启发自己新的创造；第二个就是怀旧派，所谓怀旧派，如早年的张大千以及吴湖帆等都注重传统功力，以崇尚古意为主；还有一个是兼容派，以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他们有中西合璧的思想；再有一个就是革新派，以吴冠中等人为代表，有求新求异的取向。在这四种派别里面，“浙江四大家”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维护和拓展的双重责任上，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课题。这“四家”里，吴昌硕有金石之气，用笔有如“金错刀”；黄宾虹有浑朴之气，苍润浑厚；潘天寿有霸悍之气，力能扛鼎；而陆俨少则有烟霞之气，作品行云流水。这四个人的四种艺术特性的建立，足以使他们成为丰碑式的人物。三是在市场上，就是起到推动的作用，让藏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真的艺术品，所谓明优劣、辨是非。

　　不失时机：从吴齐黄潘“四大家”到“浙江四大家”

　　范达明（主持人，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知道有“浙江四大家”展览的举办，陶董亲自接我到公司来看，我很有兴趣，也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理论界应该介入。展览出来同时也有了一本画册。画册做得精致，学术也到位。我注意到陶董在画册的“序”里说了有从时代角度提某一朝代的四家，也有从地域提出的。这个提法总的来说还是从地域角度提的，但这四家同样也是隶属于“近现代”这个大时代的。最早的吴昌硕生于1844年，最晚的陆俨少虽生于20世纪初1909年，仍在五四运动甚至辛亥革命前，所以四人都属近代史内的清代生人。现在陶董接过原先“四大家”的基本定局，并恰恰是借用了“浙江”的地域概念，以“浙江四大家”的名义，理所当然地把陆俨少放进去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市场还是学术，都要能不失时机。

　　展览中很多是我们在浙江博物馆或者潘馆或者其他馆看不到的一些作品，又是真正有价值的精湛作品，这样便能拓展我们更大的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广度。

　　陶氏文化公司提出的“浙江四大家”，是认准了那些从传统或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推进传统的大画家，不管在浙江还是在全国，都已是很有名望的真正大家，这就为他的提法奠定了学术基础。

　　艺术经营者怎么来担待文化传播者的职责？怎么把真的文化传播出去？

　　曹工化（职业艺评家，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来的，首先是陶氏文化公司策划做这个事情是真正地自己在做传播传统文化。它是一个学术的层面，是一个姿态，我们现在的艺术品推广就应该和学术结合起来。学术在艺术品市场很浮躁的时候就更加重要，和学术分开的市场肯定是泡沫的市场。

　　现在的艺术经营者实际上有两重身份，一个是艺术经营者，再一个是艺术传播者。在现在的消费社会里经济对文化有更大作用，文化用经济作为管道在传播，没有经济你什么都传播不了。“四大家”就是四大标杆，如果没有标杆的话，也就什么都弄不清楚了。陶董他聚集了这么多老师与理论家，也就是要树立这个标杆，这个标杆本来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文化资源。而陶董做这个事情就是正本清源。在学术上能够赢，在商业上能够赢，在文化上也能够赢。他的意义不仅仅在展示四人的画，因为展示四人的画仅仅是一个美术界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书画收藏界的问题，或者也不是美术界而只是国画界近代的问题，但是它折射出来有这么大的意义就是在现代消费社会、在当前经济和文化这种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来担待文化传播者的职责？怎么把我们真的文化传播出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才会把艺术品经营市场带出一片新的天地，而且从艺术品经营的管道里面带出很多学术性的问题，带出很多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启示。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深化出去，他步骤这么高，今后可能会越做越好。

　　今天的研讨会是给了我们展览一个很精彩的闭幕式

　　陶小明：今天很高兴聆听那么多老师的学术见解，你们从美术理论高度上梳理了20世纪的浙江绘画史。并从学术上总结了“浙江四大家”的艺术成就，很多方面均作了详细的阐述，我听了受益匪浅。作为浙江省一家艺术品经营单位，研究学习这段绘画史，将会更好地指导我们做好做精艺术品产业。就从我比较熟悉的艺术市场角度来讲，市场的影响力推动了艺术的传播，艺术的广泛传播反过来又推动了市场的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从世纪初的吴昌硕到世纪末的陆俨少就是最成功的例子。

　　作为一个文化经营的单位，今天与你们学术界、理论界能够结合，也是很好的尝试。这个头开好了，为今后的创意产业与艺术结合的发展拓宽了更多的思路。那么今后这种模式怎么完善它，深化它，这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今天的研讨会，就是给我们即将结束的“浙江四大家”展览举行了一个很好、很精彩的闭幕式。同时，也为继续深化“浙江四大家”开了一个好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