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藕”是一小区的名字，在杭州双菱路的东侧。上世纪80年代末，商品房还没有开始兴建的时候房子大都是单位管的，中国美院跟其他单位一起在这里建了几幢住宅楼，解决部分教职员工的住宿问题。“紫藕”有个湖，面积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在今天的杭州住宅区来看，那几乎是奢侈的待遇了。

　　“紫藕”吸引人的还在于是教授多。当年参与分房的中青年老师，现在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对于建国后浙江美术的诸多轶事，楼上楼下转一圈，都可以听到一些，这样的故事在书上是看不到的。花鸟名家徐家昌先生就住在临湖的公寓里，画室可以看到半个湖，湖上的四季分明，春柳、夏荷、秋菊、冬梅，先生都可以站在画桌前一一欣赏。我曾在“紫藕”住了3年，对这样的景色、对这样的“场景”是深为羡慕的。

　　“莽原”是一个人的名字，德清三合黄建时也，一位长我几岁的青年画家。从空间与时间上，家昌先生与建时兄都只是理论上的同道中人。在世俗的待遇中，一位是美院教授、著名花鸟画家，一位是乡野执著画画的小年轻，能攀上个熟络已算不错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家昌先生已经收建时兄为徒弟。那天，接完建时的电话，我不禁赞叹了一句“这小子，福气不小”。

　　对于这段师生交往，我有见证的缘分。但如果非要让我说出个理由来，我脑子里面却傻傻地跳出了“下渚湖”、“防风”的字眼。

　　前年，浙江省启动美术创作重点工程，徐家昌先生创作《银杏白鹅》，在写生上遇到了一个小难题，杭州附近没有可以写生的银杏。我想起莫干山区老家有大的银杏树，就请徐家昌先生到老家，结果前几天大风一刮，树叶全掉了，写生也没能进行。扫兴途中，建时兄把我们拉到下渚湖游玩。一入防风境内，徐先生精神好了许多，大大赞叹周边风景之好。此次之行，下渚湖给徐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黄建时”之名开始留在徐先生脑海中。之后，又因下渚湖书画院开幕等活动，徐先生来过多次。有一次，建时还带着徐家昌夫妇去农村看房子，当时师母确实想在下渚湖附近置业。建时兄对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多次打电话催我问进程。后来考虑到二老年岁问题只能作罢，估计接到电话时，建时兄是不开心的。

　　徐先生住“紫藕”而羡“下渚”，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沈祖安先生跟我聊起，当年花鸟画大家陆抑非先生住南山路222号的时候，只要腿脚好一点，就到对面的花圃里面写生。有一次去富阳爬山，看到了一只白眉鸟，回来写生兴奋得手舞足蹈，后来还出在《陆抑非画集》里面。沈先生还谈到陆先生的弟子，当年他问陆抑非先生：“哪位学生得您衣钵多一点？”陆先生答：“徐家昌。”徐家昌先生是陆抑非先生的弟子，老师的创作态度如此，学生大体也差不多。一位画家，尤其是花鸟画家，对于大自然的草木是特别有情感的。一入防风，看满目青山，一潭碧水，连天芦苇，加上空中飞过的几只白鹭，徐家昌先生的心不醉也不行。有“纳”才有“吐”，徐先生这几年创作的作品中，慢慢地不仅有了“紫藕”的四季花鸟，还有了“防风”的连天芦苇和行行白鹭。

　　如果仅仅以这来论评“防风画缘”，或许浅了点。风物可以入眼、入画，但关键还是要入心。说“防风”让老先生们动心的关键还是有黄建时。美院教授吴永良先生就不止一次跟我说：“黄建时人蛮好的，有空叫他到我这里来玩。”能让老先生记得，主动说出口，这后面的辛劳绝非是“面子工程”可以搪塞的，建时把对艺术顶礼膜拜的虔诚转化成对艺术名家的尊敬与敬重，当成生命中的无尚使命在进行，作为同辈，我也佩服建时兄。他真诚画画，坦荡做人，有时候甚至还有点迂腐，带点文人的骂骂咧咧，但关键是在真诚交往中跟老先生学画画、学做人。作为朋友，我从来不说他画得怎么好，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他的绘画在老先生看来是“路子正，灵气足，加以锻炼，必成气候”的绘画。很明显，建时兄从7年前拜朱颖人先生为师，一年前又拜徐家昌先生为师之后，艺术的眼界也宽了，技法更加成熟了，取得的成绩确实不少。但同样，美院教授吴山明先生就告诫他：“你的绘画路子正，是大路，大路走的人多，难走，出成效也慢；小路走的人少，出效果快，但毕竟是小路。你要走大路。”转述一件让我们年轻一辈感动的事：朱颖人先生在黄建时的艺术求索上曾经送给他四个字：“转益多师，”意思是不要碍于门庭之故专学一家，要多学几家。而当建时兄把拜师的想法请教徐家昌先生的时候，徐先生半开玩笑地说：“那是你太看得起我了，哈哈哈！好的！”一代老艺术家的风范不经意间最见风骨。

　　岁月是用来沉淀的，缘分是用来传承的。我记得10年前当记者的时候，参加县老干部的一次书画笔会，老画家周于怀先生拉着我的手跟我介绍说：“喏，三合的黄建时，画得蛮好的！”周先生作古已经多年，唯一能回忆的是老先生说话时候的严重气喘。建时兄的书房一直挂着周先生的作品，我们聊天时经常谈起他，心里暖暖的。画缘就在一代代的人手中传承，淡漠了空间距离、淡化了时间概念。

　　建时兄就是用实际行动，给防风画缘添了浓浓的一个“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