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是政府首次以订件的方式进行的一项工程，能参与其中，深感荣幸的同时又觉得责任重大。我画的题材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的会议是先在上海召开，后因租界密探的干扰最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闭幕的。根据这一史实，我选择表现一大在嘉兴南湖进行为主要内容，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嘉兴南湖的红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不可或缺的一种象征；再是我工作的学校就在浙江，对于创作资料的收集较为方便。由于学校领导的重视，因此很快就进入创作构思与草图的绘制中。

　　在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经历了一些波折。首先是表现形式的确立，最初的两张草图，一张以象征性的手法结合13位一大代表的群像、红船及沧桑的大地来表现红船行天下这一主题；另一张则以记实的手法表现一大代表开完会后起程的主题。据说，两张草图在第一次送北京评审时，由于采用象征手法的稿子太多，评审专家们倾向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完成。因此，在后来的构思中都是围绕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展开的。有了明确的表现形式后，在我们学院院长许江老师及有着丰富革命历史画创作经验的全山石老师的建议下，进一步确立了该画的主题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情节安排，并确定以《启航》为题来紧扣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启航》的画稿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修改，才有了最后这两幅稿子。两幅草图均选择了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登船这一瞬间来表现一大会议转移到南湖召开时那种神秘而庄重的氛围。两幅画稿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一幅表现的是一大代表乘小船陆续登红船；另一幅则是代表们从湖边的跳板登船的场景。两张草图的这种区别也包含我经营的苦心在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浙江省的重大历史题材绘画的工程中，我有幸也承担了表现一大南湖会议这一题材的创作任务。我希望全国的、浙江省的这同一题材的两张画不要雷同，所以做两个稿子是必须的；再者可以为国家订件提供两个方案作为选择。最后，在2007年5月北京召开的全国历史画草图评审与现场观摩会上，尽管有评委倾向于一大代表由跳板上船这张稿子所体现出的庄严，但多数评委还是认同从小船上大船这张草图。这里我要感谢浙江省的专家评委们的信任，他们决定全国选完后另一张则作为省里的订件由我放大完成。

　　能完成两张大画是我的心愿，在我心中两张稿子都是难以割舍的。在整个构思的过程中，我反复查阅了大量有关一大的资料，其中一大代表的生平深深地触动了自己，深感参加一大的代表的身上都流淌着要改变旧中国的一腔热血。他们当时是一群年轻的、自觉的、渴望肩负国家及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暂且不说其中某些人的历史命运发生了何种变化，我的内心很希望能将参加南湖会议的全部代表都在画中有所表现。所以，我在画稿中尽量想安排好每个代表出场位置。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南湖红船并不能直接停靠烟雨楼前的码头，而是停在湖中，由一只小船（称拖捎船）往来于码头与大船之间接送客人。如果表现这样方式上船，很难表达出我想将一大代表全部画进去的初衷，于是我设想一大代表由码头边的跳板上船，这样的安排可以将一大代表较为轻松地安排在画面中。而且这样画面容易体现出会议的庄重，然后我尽量加重画面的色调，强化了风雨前的效果，将光线断断续续地集中在代表身上，使画面的神秘感有所加强，也使较多的人物在空间展开时有主次之分。这张构图在人物表现的主次关系中，侧重于2002年中共党史新编中的排序，突出了李达、李汉俊、陈潭秋和董必武的地位，青年毛泽东则紧随其后。后来，在我的合作者黄发祥老师的协助下，历时7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这张5米长、2.5米高的创作。作品完成后的效果基本达到了预期要求。

　　不过在这张画中，我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解决得不够理想：首先是画面的总体效果有些“平”，这与我构思时总是想将一大代表全部表现出来的想法有关，难免有平均对待的嫌疑。第二 ，在表现庄严而神秘的气氛时，还缺一点更为“真切”的感觉，思前想后，缺的是对那个时代总体特征的把握。在清朝灭亡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有所传播，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混乱与社会动荡，可以说“动荡”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如何表现这点也是值得深究的。在反复比对另一张由小船上大船的稿子时，发现小船上大船的不稳定感觉，以及对激荡的水面的表现，有助于加强那个时代的特征给予人的感受，暗示出那个时代环境的艰险，从而可以更好地烘托“启航”的主题。在两张画面的比较中，还感受到《启航》这张画的主题思想是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这艘大船的启航，人物是主要的表现对象，但决不是简单人物群像的聚合，而是主题性创作。在由小船上大船的这张稿子的人物组合中突出的是总体的动势，这种方式更吻合主题思想的表达，也更有可能突破画面平淡的效果。

　　总体来讲，国家定稿的这张画面较之浙江省那张在构图、气势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和黄发祥老师有了省里这张画的制作经验后，如何将全国这张画得再好些也就有了一定的把握。然而在上正稿时，人物的安排却依然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参加一大的毛泽东怎样安排与表现？浙江的文史专家在审稿会上曾指出：一大的代表中后来出了两位重要人物，毛泽东和董必武，这是需要重视的。浙江省里的这张画完成后，反馈的意见也集中在毛泽东的位置安排与形象塑造方面，主要问题是不够突出。从历史事实上讲，参加一大会议的毛泽东，还是一位年青的地方代表，但我们今天来创作这样一件历史画作品，还需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作为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形象应该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尊重。当然，不能太过头，把毛泽东塑造为一大会议的主导者，所以，我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动了一些脑筋，比如，毛泽东和董老尽管处于画面的中心，但在处理上，毛泽东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稍暗一些，我们没有将他放在船头，而是放在了一个比较动态的位置上，确保了矗立在船头的一大会议几位中心人物依然显而易见。“两个中心”最终统一在代表们“匆匆上船”这一动态的合理性中了。从完成后的效果来看，这样的处理基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即：将历史事实与人们的“普遍记忆”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

　　浙江省与全国两张表现一大的历史画《启航》，创作过程历时3年，前后完成的两张画最终没能放在一起做个比较，让我们再仔仔细细地回味其中的得与失。我想历史上的许多画家就同一题材产生变体画的原因可能是在对历史的观照中作者渴望追求不同的心境及情感的体验所致。因为，如何将个人的体验与民族的记忆相融合，这的的确确是历史画创作的关键，要处理好并非易事。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从构思、构图到形象塑造，从色彩的调控到笔意与胸意的结合，其间的种种如意与不如意现在已如五味杂陈留在了自己的心底，要将一些心得总结好，尚需假以时日。经过这一次历史画的创作历练，让我感受到绘画可为的天地是广阔的，它或许真的成为开启自己的历史画创作征途的又一次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