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方兴未艾的收藏品市场中，红色收藏品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与之相关的藏品自然引起了众多藏家甚至是老外的极大兴趣。比如像章、语录、连环画、“文革”邮票、“文革”瓷器、宣传画、海报等等，这些真实地记录了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风雨雨。许多那时过来人对红色收藏品更是情有独钟，并直接导致了红色收藏的升温。宣传画原稿量少价高，那么，在众多红色收藏品中，若要推出龙头品种，笔者以为，当推宣传画原稿，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宣传画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宣传画涉及的题材较广，有政治、军事、外交、体育、农业、工业、国防、妇女、儿童等。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点，如“文革”时期的宣传画绝大多数是歌颂伟大领袖和统帅毛主席、反映工农兵的伟大形象，因而宣传画的色彩大都是“红、光、亮”，形象上是“高、大、全”的艺术风格。如《大力支援农业》、《黄河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等等。从宣传画的内容看，几乎每张宣传画都离不开“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格调。像1971年大连电瓷厂工人单联孝创作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宣传画，画面上方为《红灯记》中的李铁梅高举红灯，选择李铁梅是因为她是“文革”时期所有新中国女性的楷模。背面是一面鲜艳的红旗，下面为身着军装的女民兵，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红宝书，胸口别着领袖的像，左上方用红色写上“做人要做这样的人”8个字，以点明宣传画的主题。从中可以看出，此画的时代烙印和特征相当鲜明。类似这类宣传画在“文革”中比比皆是。

　　二是宣传画在当时中国影响巨大。这一时期，许多艺术家不计名利、不辞辛劳，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艺术创作，如李可染、傅抱石、董希文、黄胄、钱松嵒、关山月、黎雄才、程十发、谢之光、蒋兆和、关良、陆俨少、吴湖帆、宋文治、亚明、吴作人、钟函、刘旦宅、金山石、靳尚谊、詹建俊、肖峰、马晋、魏紫熙、陈逸飞等等，创作的手法可谓丰富多彩，有国画、油画、年画、水彩画、水粉画、版画、漫画等等。像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春到西藏》、唐小禾的油画《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王迎春和杨力舟合作的中国画《挖山不止》、黎冰鸿的《南昌起义》、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像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都是很大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尤需指出的是，有的艺术家把作品的创作当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来看待，像“文革”时期许多作品的创作艺术家们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即使作品完成后，一般画家都不落自己的名字。不过，正是由于艺术家创造性的工作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不朽之作，红色宣传画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力。那时，一旦有新的宣传画问世，就会分发到各地，于是全国上下，党、政、军、工、团各级组织都会发动起来，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张贴于车站、码头、街头、院校、车间、教室、军营、村庄等场所。另外，有不少个人也会花上几分钱或几角钱买若干张宣传画张贴在居室内。所以，不少人只要早晨起床就会看见墙上张贴的宣传画，骑车或坐车上下班则会在马路上亲眼目睹各种宣传画，到单位后同样能看见各种宣传画。可以说，那时人们与宣传画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三是宣传画原稿的存量十分稀少。宣传画的规格有很多种，有一开、二开、四开、八开等，也有二张开、三张等规格。主流规格为一开和二开。由于艺术家们创作完成后，对其保管往往不重视，个别有心的画家只能自己收藏保管，但大量的原稿被损坏或遗失，能保存至今的宣传画原稿实属幸运。正因如此，现在宣传画原稿拍卖迭创新高，像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曾被反复印刷，这件刘春华创作原稿在1995年中国嘉德获价605万元，这个价格在当时属于天价；2005年中国嘉德推出的陈衍宁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以1012万元成交，红色作品首次突破千万元大关； 2007年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又在中国嘉德获价4020万元，据有关资料显示，《黄河颂》曾在199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亮过相，当时以128万港元成交，此次以4032万元拍出，比1995年的价格上涨了30多倍，涨幅之大，令人咋舌。尤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李可染的力作《长征》受到了各路买家的青睐和追捧，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并出人意料地以1.075亿元的天价被一藏家收入囊中。红色经典作品价格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这一纪录的诞生，为红色宣传画原稿价格的大幅上升腾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从上可以看出，宣传画作为红色藏品的龙头可谓当之无愧。

（朱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