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何水法

　　丙戌七月，时值新中国诞生前夕，余生于钱塘，西湖之滨。家非书香门第，虽三代无人习画，因处湖光山色之地域，得江南钟毓之气，本自天性之好，有幸踏上艺术之途。 家母从小教余描红，习颜真卿之大楷。又见日常家什之上，印有白石翁青蛙、鱼虾之类，好奇之下，遂萌学画之兴趣。想彼时，虽不懂何为笔墨，无非是形式感上之喜欢，但却种下了艺术之种子。 入小学，有闲即乐在其中，而所画之物，多出于自由想象。1957年六一儿童节，一幅西湖水彩画，入选由宋庆龄组织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评选活动，高兴之余，老师以余属可造之才，次年即送往杭州少年科技站（今日之杭州青少年宫）。每周半天课程，习素描、水彩，或去湖畔江边写生，每逢彼时尤为欣喜。 逾两年，余又进工艺美术学校学习。1963年偶于杭州古旧书店，以不菲之价格购文物出版社宋人画册三套，爱不释手，即发现颇喜花鸟之属，故常研习是册。虽难口说其妙，年方十余即知此是最好之物，大抵天赋之觉。 宋人画册之发现，于人生艺术之途之重要性在于：一则成为余有幸结识当时大家指教的因缘，转益多师；二则花鸟画成为以后绘画的主要方向，自立面目。故此册至今，尚袭而珍之。 余深幸有缘结识诸位前辈大家，得谢稚柳、陆抑非、吴茀之、陆维钊、唐云、沙孟海、陆俨少等先生垂范指点。谢稚柳先生于1972年来杭，因得以结缘。余前往拜见，得谢老首肯，遂于彼时将工笔定位主攻方向。后又蒙陆抑非先生引导，始由工笔转向意笔。是时，先生告诫曰：“堂堂八尺男儿，应有大气魄，可画写意。”余谢以不敏，先生嘱余观其用笔用墨之法，每作佳构，余俱潜心临摹。 余曾因少年不忌，常于诸位先生处求教。先生之间君子之交，意笃格高，互为敬重，每每皆会嘱吾带去相互之问候。 诸位先生诲人不倦，余心追手摹，笔底亦起波澜，因以生变： 其一，余绘画之致力方向与师法传统之标准，实得益于1963至1973年间，宋人画册之发现与谢老之箴言。 其二，余自工笔而转写意之变，因1973年至1983年间师从陆抑非先生，兼取吴茀之先生神韵，再因1978年忝列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院）研究生班，得以闻正始之音，窥艺途正道，画风之变，始于书风，书画同源，书风变则画风不得不变。 其三，1983至1993年间，余致力于绘画自身面貌之探求。首先在花卉题材上力图突破传统。余往日所绘，无非牡丹、荷花等传统题材。改革开放，万象更新，而余亦渐感花鸟画家应拓展题材，将古人之所未见付诸丹青。1984年余于东瀛得见蝴蝶兰，域外奇珍，国内所罕，甚堪入画，而传统花鸟画于此佳卉则付之厥如。余因以绘之，作写生若干，渐得其意。但凡新题材之花卉入画，难度更大。因写意之法，每类花卉则有其表现之独特笔墨程式，不似工笔花鸟，但只勾线填色渲染之法，一法通则万般花卉俱可付诸笔端。如兰蕙之类，古人所谓“婉媚娇绰，绰约作态，窈窕逞姿”，画之以钩线为主；梅花以横斜疎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写梅则有杨补之、王元章等诸家法；又如画竹之法自北宋文与可始，历代名家辈出，如何布局、如何撇叶、如何出枝，各俱其法，须逐一临习。外来花卉则无传统可借鉴，其中章法笔墨，无一不赖乎自我之揣摩钻研，因而倍增其难，临纸犹如临战，非践之者无以会此。除却题材之外，余于花鸟构图传统之上亦力求自家面貌。试以笔墨本身取势，取代传统图式中以石头配景之惯例。自苏东坡枯木竹石之后，凡写意花鸟之取象，不出禽栖于石，石出于水，梅兰竹菊、牡丹水仙倚于块垒旁侧之类。余旁出新意，立意“以势代石”；以气势笔墨之“虚”，代石之“实”。然笔墨则必出自传统，所用纸笔颜料等亦不出中国画传统之原材料，非此则不足以守中国画之底线。 其四，1993年至今，余试以传统笔墨、现代构成、生之所悟三者，与古为新，继往开来。非但为艺，但凡治学，必然经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余近年来之心得，于此也深。特于墨法一点，主张色墨相容，以色当墨。墨即是色，色即是墨，水墨交融，水法即是墨法，水法通即八法通。 古画史有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人品、书品、画品之关联，实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之津要。夫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艺还需守道，艺之高下，在于此心之诚。此心既诚，则需入其门、得其法。体用兼备，方可论乎艺。为画者于此不可不慎。 论法则不可不论笔墨传统。笔墨不精，则未可言创新。八大、吴昌硕、潘天寿皆为开宗立派之大家，其笔墨不可谓不创新，然无一笔不从传统中杀出，非精研苦砺，不足以历时代之检验。淋漓尽致，落笔无不到位，轻重缓急，韵律自生。笔墨以传统为宗，方能言创新二字。望断天涯路，方能蓦然回首于灯火阑珊之处。 夫岁月如流，夫子登临川上，有逝者如斯之叹。不觉余之生也，亦忽忽经甲子一周矣。回首往事，如烟如梦。在昔尤其是诸位先生之提携引导，余沾溉既深，终生感佩。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文怀念诸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