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

简议章祖安先生的学问和艺术

□白谦慎

　　大约在1983年的一天，当时正在北京筹备第一届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初展在南昌）进京展出的张鑫先生对我说：“我给你看一件书法作品。”说完，他拿出一张很小的照片（约5×10厘米）。虽说当时的摄影、出版印刷条件都远不及今天，但是，照片上的书法作品却让我震动：字是行楷，朴厚是其基调，流动的点画中，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正是气息和格调，让它和时风拉开了距离。作者就是章祖安先生。张鑫接着介绍，章先生是陆维钊先生的弟子，于国学深有研究。那时的信息交流远不如今天发达，对章先生的了解也就如此了。不过，章先生的大名我是从此记住了。两年多后，《书法研究》1986年第2期刊登了章先生的长文《模糊·虚无·无限》。看得出，章先生那时很关注文化界的一些讨论。但与许多当时参与中国文化艺术讨论的人们相比，章先生的旧学功底要好得多，他熟悉中国古代文论和艺术理论，对当代西方学术新思潮予以关注，又有创作经验，所论不但时有新意，且往往能切中肯綮。

　　拜读章先生那篇大作后不久，我便出国留学了。读书之余，我继续关注国内的书法研究与创作。在《书法研究》1987年第2期上，我再次读到了章先生的大文——《“心画见君子小人”辨》。不但其中的许多观点深获我心，它所展现的文章之法也引起我的注意。章先生善于比喻，经常援引生活中的普通例子来举一反三，饶有幽默感的行文中，又贯穿着严谨的学理和论辩逻辑。古代经史中的典故，随手拈来，文言中又常夹杂着非常口语化的白话文，可读来非但没有丝毫的不协调，还有着相当独特的节奏感和魅力。这篇文章使我对章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只是远在大洋彼岸，每次回国作研究，又总是来去匆匆，没有机会向章先生请教。

　　2004年夏季，章先生到上海办事，我正好在暑假回上海探亲，在牛子兄的安排下，我到章先生下榻的酒店拜访。那次会面，我们就当代文化和艺术的大环境面临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看得出，章先生一直关心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由于时间比较短，那次拜访未能就艺术向章先生作更多具体的请教。2009年夏季，我专程到杭州拜访章先生，在西子湖畔与章先生作竟日长谈。那天，章先生带来了两个自作小手卷，使我得以近距离地观赏他的书作。20多年前我从照片上感受到的浓郁书卷气依然如故，所不同者，点画更为凝练而生动，这除了得益于《石门颂》和黄石斋的小字外，似乎也多少受到了马一浮先生的影响。最为难得的，便是手卷显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一底蕴当来自章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通透的理解。其实，那次拜访，除了观赏那两件手卷外，更多的是聆听章先生关于文史、音乐、武术的见解。章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淹博，除了他自己的天资和努力外，当和他的师承相关。书法界的人们大都知道章先生是陆维钊先生的嫡传弟子，比较少的人知道，章先生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时，还曾亲炙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和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近年来，我受张充和先生的委托，编辑《张充和师友书画选》。在她收藏的一个汇集了40多个现代文化界名宿（如胡适之、梁实秋、赵元任等）墨迹的手卷中，也有姜亮夫先生瘦劲清朗的行楷题字。难得的是，姜夫人陶秋英女士的墨迹也在卷中。陶女士的字清秀娴雅，气格之高，远非当今所谓的“美女”书家们可以望其项背。充和先生告诉我，陶女士是治两汉文学的学者，曾在充和先生的父亲开办的苏州乐益女中执教。当时在外地大学任教的姜先生在假期去探望妻子，充和就请这对学者伉俪题字。我为此专门向章先生了解了姜、陶两位先生一些情况。

　　章先生当年学习的环境，和今天大为不同。在章先生求学的时代，不但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前辈还健在，教授们和学生们的关系也单纯而亲密，对于愿意请教的学生，老先生们总是倾力相授。在前辈的教导下，章先生的学术研究承继着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以通驭专”的学术传统，“即一方面尽量扩大知识的范围，另一方面则力求打通知识世界的千门万户，取得一种‘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整体理解”。 “在中国学问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史、哲真的没有分别，而是说，它们都是互相关联的，不能在彼此绝缘的状态下分途而孤立地追求。”（余英时，《张充和诗书画选》序）章先生的学术研究包括易学、史学、小学、文论，可以说文史哲都包括了。和先贤不同的是，章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20世纪的下半叶展开，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援引西哲的著作，以及对当代文化批评、现代科学（如生理学、心理学等）、社会学、乃至当代诗歌等的关注。章先生把视野投向了当代学术的前沿，体现出新时代的“以通驭专”的学术品格。

　　2003年，章先生在自己的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序言中，提出了“全人格”的观点：“艺术欲达最高之境，必与全人格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聪明秀出之辈，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以自养，实乃天性使然，而此种养分又促使其人格发展之健全。至最后，文化、技艺、人格混然为一，从而成就其‘全人格’。”可以说，在艺术教育日益变得专业化、学科之间的分际也越来越明显的今天，章先生不但提出了“全人格”这一重要的艺术理念，他本人还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

　　杜子美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董香光论书云：“作书不能不拣择，或闲窗游戏，都有精神处，惟应酬作答皆率意苟完，此最是病。今后遇笔研便当起矜庄想。古人无一笔不怕千载后人指摘，故能成名。” 最近，我通读了章先生的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是20多年后的重读，深感它们都经历住了时间考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佳作。章先生以学问为千古之事，作书刻印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他的《石门颂》临本，有黄石斋遗韵的小字、气势磅礴的榜书；他刻的“佛魔居”、“佛魔”等印章，没有丝毫的苟且，却又沉着而生动，笔笔刀刀“都有精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