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8日，我受中国美术家协会派遣，前往欧洲考察，先后到达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的15个城市，参观了100多个博物馆和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教堂，看了数以万计的绘画和雕塑，我的感受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述。

　　面对席里科、德拉克洛瓦的张力和厚重，看了鲁本斯在各大博物馆中的几百件作品，以及丁托列托用18年完成的56件尺幅都超过我的《圆明园劫难》两三倍大小的壁画，那么轻松流畅、张弛有度，我欲哭无泪。

　　2010年《美术》杂志第3期蒋跃先生的文章中把《圆明园劫难》和德拉克洛瓦的《西雅岛的屠杀》相比，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知道《圆明园劫难》根本无法和这些人类历史上留下的最杰出的巨作相比，我也常和学生说：如果倒退几百年，我去给这些大师当助手打工，他们都会不要。

　　一个民族经过几个世纪的持续努力，才推出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师，而我们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垫背者，像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出的众多作品，百年后能够在世界美术史中留下1-2件杰作，此项工程就是成功的。

　　当米开郎基罗在画《西斯廷天顶画》时哄走了所有的助手，一人用3年完成了几百平方米不朽杰作时，我不得不感叹这是只有上帝创造的天才才能完成的。然而天才是要站在人才的肩膀上才能达到艺术的顶峰，米开郎基罗如果没有之前2000多年的希腊罗马文化，哪有他；而波提切利是站在里皮等前辈的肩膀上，达·芬奇的作品中还是能看到吉兰达约的影子，达维特又深深影响了安格尔，席里科影响了得拉克罗瓦。

　　我知道我不是天才，《圆明园劫难》也未必赶得上欧洲中小博物馆一隅中一件不起眼的作品，但是就像我在前文中说的：总有一位位甚至一代代的艺术家会站在我们肩上，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

　　几个月的研修考察使我更加坚定这个信念，那就是：21世纪现实主义美术正在中国再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