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生”—词的提出，追溯于六朝，然当时只停留在理论上，对绘画的实践并非产生较大的影响。应当说，自文人画鼻祖王维提出：“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不仅实践了写生理论，对后世影响较大。宋代范宽就颇有心得地感悟：“写松万本得其真。”明代王履不仅验证了先辈的至理名言，还说他画华山是“余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干脆归为“搜尽奇峰打草稿”。近代齐白石赞成石涛，他用自己的艺术作品证明：“造化天工熟写真，死拘皴法失形神。”尽管黄宾虹对传统有着全面继承，但仍然认同写生重要性，他说：“作画当以大自然为师，若胸有丘壑，运笔便如畅达矣。”所以说，历史上伟大的山水画家的独特创造，无不是从写生中得来的。董源、巨然画江南山水，荆浩、关仝画中原、太行高山峻岭，范宽、郭熙画终南、太华高原景色，米家父子画雨景山水，李成画平远寒村等等，都是长期深入自然，到真山真水中进行实地写生，把真山真水切身感受和传统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发现新的规律，达到艺术上的变革与创造。

　　本期特刊发彭国昌仙居写生系列。仙居位于浙江台州地带，这里近靠沿海，湿润多雨，山丘峻岭青色，烟雾溟溟，林茂幽深，草木郁荟。这批仙居写生系列作品，尽管是在富有个性和情致的笔墨与物象结合上的，但更明显表露出主观意象的成份，更有意识地“以意造景 ”或“以情汇景”的空间境象，这比一味描摹的自然对象和讲究“死客观”或“愚忠”客观，要鲜活得多，高明得多。当然，这种“意造”不是“臆造”，是对自然形象写生时投入更多的情感，缘物抒情。反过来说，仅有缘情也是不够的，还具体涉及到构图、形象、层次、笔墨、色彩等等，以及达到这些目的采取剪裁、夸张等等。

　　彭国昌的写生仙居系列，强调线性结构和墨块渲染，总体以书法性入画，营造意象的氛围，“从有到无”，然后又是“从无到有”的景与情的交汇，有些作品清疏俊逸，有些又是沉厚酣畅，在写生中发现自然，又在自然中完成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