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个人的史学功底与眼界学识皆以国学为基础，自谓生之逢时（钱先生有此感触，言其若晚生十年，则必受新文化运动之干扰，未能专心如故研读国学），又因家贫无人资助，惟是请益乡贤勤苦自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自然缺少西洋学术的科学论证的方法，如文字音韵在民族文化之间演绎的考证，如考古发掘对上古三代的探索与实证，又如用西方哲学体系对中国文化进行归类整理，由此也使得先生在治学时不比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洋为中用的审视，（按：钱先生通晓西文，识其意而不谙其音，西哲著述亦多有涉读，《师友杂忆》有记述）同样先生也未有嗜好书画的习性与品鉴书画的研习，却能够对中国艺术进行深刻的解读与体会。

　　钱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体会，是建立在贯通传统学术的脉络，发微中国学术思想所体现之精神，而由文化之感悟获得艺术境界的体会。如先生在论及中国艺术境界时言：“书法的微妙，纯在意境上，纯在气息上，他绝不沾染到丝毫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方面。”又如解读中国画：“中国画自唐宋以下，他的大趋向亦在逃避现实，亦在对现实为超脱与解放。他的着眼之点并不在外界事项或者物体之具体就实的写照，他只借助外景事物一些影象来抒写自己胸中的另一番情味或境界。”此对文化之体要进而感受绘画，则有不同之深度与认知。

　　钱先生对中国艺术的感触是以广大的社会背景为基础，对农耕文化所产生的一种心态来进行体味的。“中国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中国平民一般的聪明、精细、忍耐与恬静种种性格上的优点，在工艺美术方面的造就，便也十分透露出中国文化之内涵精神。”

　　钱先生在对艺术境界的解读时，反复重视着文化观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亦是艺术的眼界和学养的境界之间的联系。“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艺术是一般的极重实际，但又同想拜托外面种种手续与堆砌，想超脱一切束缚，与空灵渊微的方法直入深处，这全是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之一种特征。”对于中国画的题材与品类，先生是从文化塑造的心性而审视中国文人对题材的拣择：“山水和花鸟是中国画家最爱运用的题材，因为与实际的人生隔得远，又自然又生动。中国人理想中和平而恬淡的生活便在此自然生动富有天趣的山水花鸟中寄托着。”唐宋分野之际，山水花鸟题材取代了人物画成为传统绘画的主要题材，这也是由幕僚政府转向文治政府的社会背景所影响，绘画的工匠群体中，文士参与进来，赋予绘画新的内涵与品格；绘画的服务对象，也逐渐由仕宦公卿普及到平民大众；这也可从唐代城市建构的封闭式里坊结构转向宋代开放式的街巷、书院的兴起与理学的繁盛、以及宗教退隐山林等诸多社会现象之中去体会绘画艺术的变革背景。唐宋交替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绘画艺术由此从工匠之手迈入文人之流，绘画的题材便具有了更多人文的内涵。钱先生体察的甚为精微：‘山水、草木、花鸟、鱼虫，一切有情非有情界，皆与吾广大心灵相通，此即北宋新儒家所提倡‘以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而轻妙地在艺术中吐露呈现出来了。中国社会每逢乱世，这些艺术品更易为一般人所欣赏与宝爱。”藉此可以看到元代江南文人与吴门诸家以及遗民绘画为两宋之后中国画学之高洁者，因其平和韵致讲画家个人的品性完全抒情在笔墨之中，若云林散淡高逸，石田敦厚宽豁，雪个庄静冷寂，白石翁质朴天真，都是站在中国文化的心性修持上用绘画去展示个人品性与状态。正如先生所言：“中国史上文学与艺术界之最高表现，永远是这一种单微、轻灵、直透心髓。”（《中国文化史导论》p68）

　　钱先生习惯性地将文学艺术与书画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心性结合而论，而归结到个人的品行修养。个人修养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非为先生个人倾向而持重，君子修齐治平之进阶，修身为基础，宋儒重视格物致知，亦以正心诚意为基础。钱先生在文化对个人修养方面认为：“中国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业、教训永远留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上。”因此修养的重要性，则如实地反映在中国传统典籍的品评上。如先生讨论诗经：“《诗经》是中国一部伦理的歌咏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由他们最恳挚最和平的一种内部心情上歌咏出来了。孔子常把诗礼并重，又常并重礼乐，礼乐一致，即是内心与外行，情感与规律，文学和伦理的一致。孔子的学说，只是这一种传统国民性之更高学理的表达。”（《中国文化史导论》p66）也由于个人的修养体现在文化的品格之中，钱穆先生讲文学之境界则重品行。“作家不因于其作品而伟大，乃是作品因此作家而崇高也。”颜之推家训有言：“慎勿以书（法）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得见两晋六朝之时虽举世重书，而仍以德行立品。欧阳修论笔：“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亦如苏子瞻言：“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客气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品格，在技术的背后需要有德行的奠基，在技术层面之上，还有品格的界定。如孔夫子所言：“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艺术的品格是需要个人的品行与修养而树立，为人为己之学，余以为亦是以品格为界定。

　　中国画自宋元以来便以文人画为中心，是中国文化的选择，从历史的沉淀与拣择来看，书画领域未以市场经济的干预或政权扶持的附庸为主干，宫廷与民间具有其各自特点，而不足以成为中国画的表率，因其缺少文化的内涵而无法立以品格。文人画在中国画中的地位，亦如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钱先生言及中国文学：“文学上的中国文学比较上以诗歌为中心。那些诗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体描写，他们只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淡静泊，偏重对于失意人生作一种同情之慰藉，或者是一种恬适的和平人生之体味与歌颂。”（《中国文化史导论》p182）陈师曾先生言中国画乃需重作者之“人品、学问、修养、才情”，藉此才见有品性的中国画，是个人心性的全面体现，钱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延展，亦做贯通的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进展，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则又可说他艺术化或文学化了伦理，又人生化了艺术或文章。”（《中国文化史导论》p74）当代社会亦是古代社会的延续，如何正确地延续传统文化，也成为当代学人应当思考的问题。钱先生依然用其对于品格要求的眼光来审视当时的社会境况：“当代艺术界之状况，犹如大学之分科，诗文字画，各筑垣墙，经史子集，自为疆境。于此境况愈下，则有各境制作技艺之巧手，而终无通文兼德、言传身教、行为世范之文人。”藉此反思当下，亦是延续前人误处之余孽，惟有过之而无不也。

　　余英时先生在缅怀先师的文章中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一生为中国招魂，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无论是世界的思潮或中国的知识气候都和“五四”时代大不相同了。钱先生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余且遑论如下：当代学人可借助诸多科技，发前人之未发之论，探前人之未详之域，此是借助前贤之奠基，时人亦须以传承为己任。传承文化，则为后人师法，不见学人鲜活之生命，高洁之品性，皓首穷经之履历，心志宏愿之昭展，则学术仅是数据资料堆砌，技术法度之纲要，抑或词典工具之为用，此乃与器物并无二致也。子曰：君子不器。是言立德立行立言，不可分之矣。从艺亦然。余愿承当起前贤之夙愿，以修身为务本，传承术业为己任，继起为故国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