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造物群落”是从国内植物学界前辈、浙江东阳人蔡希陶先生的文章中“借”来的词汇。原是“人工植物群落学”或“人工群落学”，而我稍改两字，虽不高明，却反映出对此种已在科学领域得到不断验证和推广的、生物的人造共生形态的推崇，以及希图将之引入文化界的迫切与热望。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首先必须承认是基于近10年来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的关注。我在理论和初步操作层面，均多次提出，必须重视造物文化领域多元价值和资源的共荣“活态”。只有将人置入到那样的状况中，我们才能清晰懂得保护什么、放弃什么，也才不至于一哄而上，将“猪肘子”、“童子蛋”都煞有介事、浪费社会成本地堂皇“登记”起来。我不认为那些“日常化”的物事不重要，它们是群众社会生存智慧的真实载体，但，所谓“文化遗产”，重点是经过批判性选择的、人类文化活动中关键的技能和表征，它不意味着“精英价值”，反倒指向了一种具有高度普世综合性的客观与优化。

　　先生说，“人工群落学”就是通过人为安排，模拟并优选自然植物组合，以提升生物生产力，并与周遭特定环境相协调的应用研究。这是解决单一种类种植导致土地肥力流失、植物病害蔓延的重要人工改良行为。说白了，是约略近于农业中套种、间作的更综合、复杂的科学操持。通过将两种或多种不同类型，要求不同肥力、光照、耕作、灌溉水平的植物，按一定自然规律种植在相同区域内，使其互为杂处但又互为需要地生长，继而充分实现对光能等必须因素在时间及空间上的合理利用（参见《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钥匙——谈谈人工植物群落学》，《蔡希陶纪念文集》，第149-152页）。若放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用我个人的语汇讲，便是强调一种立体化的时、空共生模式：互相竞争但又互相促进，老的、旧的完成代谢或再生，崭新的、年轻的实现滋养与成熟。

　　不过，就此，我想再将讨论扩开些。

　　还从文化遗产保护出发，所谓“人工造物群落”最终所要实现的，便是通过在一定规划区域内有选择地保留、再生“造物关系网”中种种可能的上下、左右和前后“造物链关系”，而促成本区域，以及相邻、相关造物区域间民众的一种现代式自给自足和物物交换。当然，这种“保护”与营生，不是无谓地延长某些需要淘汰的“造物关系”或“造物单元”的寿数，也非那种格子间式的“手艺城”，而是借助可能的现代环境，在当下社会中不断保护、催生符合时代属性的值得延传的和新的造物手段、技术与思路。

　　换言之，每个相对独立的健康“造物关系网”类似于小水塘中真实且自然地活着的生态系统，它可以不必受到外界的过分干预、辅助，而自我完成系统的稳态平衡与逐步进化。与之相呼应的最经典实例，恐怕得算中国古代功能性极强的中型村落及其在历史层累下形成的规划、运作系统，或即现实中的 “小国寡民”与“桃花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规划”，实际是指群落生存中的一种大的宇宙互动“设计”格局。

　　除此，另有一个值得思考的个案。21世纪以来，国内艺术考试发达，不少年轻人得以进入各类型、各层次的艺术院校学习，院校周围甚至还形成了专门的培训“考学村”。但，仔细分析，这恐怕是畸态的“人工群落”。

　　一段时间以来，参加“艺考”的学员越来越多来自于广大农村，这实际说明了两个问题：农村的群落生态有了相当的断裂，不论是准自然的，还是准人工的，也不论是原先具备的，还是后来形成的；而在进入新时代后，这些毕业了的艺术类学员，恐怕也将再难回到农村，通过一定的努力寻到适合自己的“造物关系网”位置，因为农村目前的整体局势是根本无法“安置”这群实际准备成为小手工艺者的“闲散人员”。

　　随着群落里“关系链”和“关系网”的断裂，那些经过大规模现代教育产业培养出来的各专业学员，也都将在一定时期内滞留在大中型城市，或无意义地屡屡转行，或频频失业，而再次消耗掉大量的社会成本。而这，不能苛责迫切期待“上升”的民众，反倒非常值得那些自诩为“社会设计者”的人群反省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