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通知要求，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这还只是纯粹语言的洋化。至于学术语言，理论术语上的洋化现象或许更严重。

　　例如，我们在想说中国画的结构时，我们总是说，这是“散点透视”、“动点透视”。本来，“透视”学就是西方科学文化的产物，是通过对“视知觉”规律的研究，得出的一种科学准确的描绘对象的方法。中国画家表现空间的方法则完全不同。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兰亭序》）这种天人哲理观念决不会满足于時空限制的视知觉。沈括批评按视觉观察法作画者是“不懂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这个妙理，就不是泛人类的视觉心理而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故中国人作画之空间是包天容地的“远”空间。但20世纪以来不知中国只知西方的中国人明知中国的空间表现的方法与 “透视”的方法不同，但也削足适履地称之为“散点透视”。后者显然如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由于100来年西方文化的渗入，弄得今天的中国人熟悉西方的术语，自己的文化反而陌生了。例如道家文化有大象无形，虚室生白，及对“无” 、“形形之不形”（庄子）的讲究，后来的佛教之“空”，禅宗之“静”，加之书画结合，逸笔草草等，中国传统绘画形成简、白、空、水墨、简淡一类造型特征。但中国绘画的这种种特征，则往往被归纳为“抽象”。然而西方之“抽象”亦在其科学思维的数理关系中，康定斯基的抽象就与数理关系相关。至于“黄金分割”、美是“数的和谐”（毕达哥拉斯）都与抽象有关。然而中国之简淡虚白，又岂能用“抽象”去解说？

　　上世纪40年代时，徐悲鸿因把老子的道法自然误以为“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而与西方“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观念混淆，竟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这是因术语混乱而导致文化观念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样，最具中国造型典型意味的“意象”，因包含老庄玄学意象言之关系而具强烈传统哲理，却在大多数时候都被英语之“image”所取代。“image”固然可翻成“意象”，但此 “意象”却决非彼“意象”。“形式”一词的使用更让人百感交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形式”容易成为“资产阶级文艺观”之“形式主义”，故那时有人因此被批判，如林风眠和赞美林风眠的米谷。另一类人反对“笔墨”及国画，因其是“形式主义”，但却又落得个“民族虚无主义”，也当了“右派”，例如王逊、江丰！其实笔墨在古典传统中是个性生命文化身份的象征，与西方的视知觉意义上的“形式”确实风马牛不相及。当时那些因此而被批判或当“右派”的人实在冤枉。

　　其他如把“六法”之“气韵”当“节奏”与 “韵律”，把“骨法用笔”当“力度”，把“沉雄”当“崇高”，把“韶秀”当“优美”，把张璪的“外师造化”（得去掉紧接其后的“中得心源”，因后者当是“唯心主义”）当“现实主义”， 把“言志”“缘情”当“浪漫主义”，把“比兴”当 “象征主义”，把“不求形似”当“表现主义”……这种种比附显然把东西方的文化系统全搞乱了套。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一直在使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让喜欢古典诗词的毛泽东总觉得这个“现实主义”不太合适：“太现实了写不出诗来”，于是自己发明了一个“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新名词。把两个西方名词加起来是比用一个要好些，但要用西方来说明东方中国诗词的创作方法仍然牛头不对马嘴。当然，再弄深一些就更麻烦了，“冲和”、“淡逸”、“清旷”、“空灵”又怎么翻译怎么对应？但西方文化时兴了100年的我们，不说“形式”，不说“抽象”，不说“现实主义”又能说什么呢？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陷入那位去邯郸学步的燕国少年的尬尴之中！

　　东西方文化本是两大系统，相互借鉴固然好，但正本清源，弄清家底，在乱了100年后的今天，显然更加重要。就是要借鉴，心里也会有数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