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给美术家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是中国美术最好的发展机遇期。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价值体系解构，新的尚未健全完善，当前文艺创作和批评出现不少问题。与会代表深表痛心，但也颇感无奈，因为不少文艺问题归结到底是体制问题。因此要把文艺工作做好，应当很好地研究文艺的社会功能和市场的经济效益的关系，从我们的社会环境、从行业自律、从结构性的机制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美术界而言，研究如何加强正确的文艺批评，如何更好地引导美术创作，树立国家美术形象，是我们需要抓紧做好的实际工作。

　　邵大箴谈到几种现象，如知名中国画家的画价飙升，就是给官员送礼而炒作起来的，因为送画不算贿赂；艺术品作为股票上市交易，是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作为文化产业化的试点，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却不知这样做既不符合艺术规律，也损害了股民的利益。

　　薛永年指出文艺批评作为一种话语权，通过某种机构，至少是可以通过传媒实现“权力寻租”这种腐败现象。

　　侯一民举内蒙古很偏僻的地区花了几个亿建雕塑为例说明“政绩工程”中潜藏的腐败，一针见血地点明这就是洗钱。并指出这种现象在雕塑界和壁画界等公共艺术领域里滋生得很快。

　　潘公凯把文艺作品、理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群众性、时尚性，另一类是学术性、精英性。目前，学术类机构和刊物面临着国家全面推行的转企改革，要自己找市场、找出路，以后严肃批评更难发出声音来。

　　尼玛泽仁、朱理存和陈钰铭都谈到像人民大会堂、一些驻外使馆这样国家级的殿堂馆所也充斥有艺术水准低下的美术作品，甚至是赝品，实在有损国家形象，也应追问背后是否存在管理腐败问题。

　　杨飞云说，如果制度和机制有问题，好人也容易变成坏人，如果制度好，坏人也没有办法做坏事。现在国家每年投入到文化上的财政支出所占比例很小，重视仍然不够。

　　袁武很痛心地说，北京市最先把木偶剧团卖掉了，是否合理？还要把北京画院卖掉，跟一个私企合并，要不是王明明院长力争，肯定合并了。他质问国家机构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不是个人的？可不可以用公共资源表达自己的好恶和个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