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民众的精神火花
肖峰（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
艺术还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时代前进的火炬，这是不可忽视的。最近，几位从北京回来的同志感叹：前些日子，中央美院组织了王式廓的大型展览，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人物，王式廓的艺术思想与成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然而即便是这样，其展览却几乎没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部门领导去参观。这些也恰恰说明了现在很多人对艺术的标准已经模糊，甚至淡漠了。现在各地美术馆、文化馆都搭建得很漂亮，可以说文化设施已经非常完备，然而在投入非常到位的情况下，里面所呈现的内容却往往是空虚的，做作、捧场、低俗、炒作成风。
从文艺界现状来说，有首打油诗形容了我们文艺方面的问题，“艺术诚可贵，人格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艺界的很多人为利益所左右，不论是美术创作、美术教育、美术出版、美术展览、美术交流都普遍渗透了这样的问题。
民族艺术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火炬，是该民族长期历史积淀的智慧结晶，也是民族整体心理结构与精神力量的象征。民族艺术也不仅限于文艺领域，在整个民族史上都是一棵不可消解的、独立的生命之树。我们的文艺始终为时代服务，她是我们民众的精神火花，如果遗忘了这段，我们都将走上歧途。
文艺的多样化
意味着崇高和低俗并存
孔维克（山东省美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是多样并存的，既然是多样化的格局，多样化也就意味着崇高和低俗并存，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就像有些是为老百姓所接受的艺术，它可能很低俗，但也可能很高尚。具体到美术界，的确如今有很多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画，但也不能否认当今的时代就出不了精品力作。第11届全国美展上的多数获奖作品，我认为还是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
将“十大恶俗现象”定义成当下艺术界的主流，作为评判标准，无疑是片面的。但是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我们也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艺术家应当通过作品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体现自身的社会担当；市场经济下，批评家的工作不到位，使得文艺批评变成了“江湖”。除此之外，艺术诋毁、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之间的关系，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一切都变得“崇高”
整个文艺界也是很可怕的
方土（广州画院院长）：
所谓“十大恶俗”，并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独有的产物，历朝历代都经历过，究其原因是大环境使然。并且“十大恶俗”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情感缺失”，当我们情感“挂帅”的时候，又会说艺术家过于自我，缺失对公众的考虑，所以艺术对“度”的把握，永远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让艺术生态都按照某个单一理想去发展是不可能的。要是杜绝了这“十大恶俗”，不犯规，一切都变得“崇高”，整个文艺界也是很可怕的。其实，我们也呈现过集体向上的、统一的状态，那种“景象”我们也领略过了。比如，十年“文革”，大家都积极向上，对祖国的热爱都很真挚，但是这十年的艺术作品“一片通红”，也导致了艺术家个人内心冲动的缺失。
要说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没有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认为不应该现在评价“现在”。结论应该是留给后人评说的，任何时期都是这样。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物质，在这个物欲的社会里，让艺术家“誓不妥协”和“清心寡欲”可能吗？没坚持住就叫恶俗？这绝对不是艺术家“思想品质”有问题。“十大恶俗”是社会造成的，并不是艺术家造成的，整个社会都应该去反思。
我觉得《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一文中所统计的全国美展评选结果，并不能说明艺术创作缺乏深度，缺乏文化担当。这跟全国美展作为众多展览中的一项，它与自身的评判标准和评选机制有关，“游戏规则”决定了它所呈现的效果。
我认为，有时候得允许艺术暂时地处在一个徘徊时期，或许它正是黎明前的黑暗。
国家应有一定的文化策略
杨维民（策展人）
让世界认知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应有一定的文化策略。各级美协、各级画院，还有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院校等机构或组织，首先应当建立一种使命感，而我们现在缺失的正是使命感。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不能单纯将创作看作是谋生的手段，体制内的专业机构和美术工作者更应当注意。
艺术市场化与核心价值的失落
范达明（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十大恶俗现象”不光是文艺界的问题，也是社会等的问题。比如“文革”期间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路线是“左”，越“左”越好，造成思想僵化，文艺上是单一化。新时期以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相应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大的方向是对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经济建设当然要以市场调节为转移，问题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一切领域都市场化了，大家都是一切向“钱”看，这是很成问题的。
现在评价标准多元化了，造成了核心价值的失落。过去我们要求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作品来源于生活；而现在是过分自我表现，有些作品没什么意义更没有美感。
当艺术变成了甜味剂
潘嘉来（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副秘书长）
所谓“十大恶俗现象”，是社会与经济转型时期人们思想迷茫与理想信念缺失、急功近利与面对金钱道德崩溃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某种表现，并不仅仅是发生在文艺界的事件，其存在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的。
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作品，其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美术创作中缺乏理想、缺乏价值，形式化、矫饰化、娱乐化、波普化的倾向确实存在，但就像是某种合成的甜味剂，甜却没有营养。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今天大多数的艺术家在最大化地规避社会责任与风险的同时，以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兑现着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或许画家一时的圆滑世故只是权宜之计，但我们永远也不要怀疑人性之美终究是要放出它的光芒。
好东西要慢慢养育
杨劲松（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
《人民日报》文章中谈到了“创作总量几倍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总和，但是没有创作几部真正具有史诗性质和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这个说法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我觉得能不能出大作品，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好东西是慢慢养育而成的，必须要各方面因素都能达标了才能孕育成功一件大作品。在我看来，正是这个繁荣激活了所有人的文化想象力和生命感，所以谈“十大恶俗”必须全面，这样才有可能看到文艺界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比如说“批量作画”，虽然从现象上来说很恶俗，但归根还是市场。老百姓认为我的钱不花了就贬值，这其实是对经济的一种危机感。文章里也说了，在历史变迁的时候最好做的就是艺术，它可以回避，可以麻醉，所以在大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这些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放在一个历史维度来看，是一个正常现象，能启发大家的思考。
解构经典
不一定就是恶俗
宋永进（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人民日报》7月15日发表的《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一文，归纳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十大恶俗：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等。我基本赞同这样的归纳，这些现象在美术界也大都存在，但对“解构经典”一说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解构美术经典常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经典美术作品的解构，是以当代人的审美视角去审视经典作品所面对的问题，并宣示一种崭新的审美立场和姿态。如杜尚给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画上两笔胡子，就是对经典作品本身的一种解构，是对西方传统艺术形式的一种质疑和否定。另一种是对美术经典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解构。在颠覆惯性的思维中创立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术方法论，并在新的艺术实践中获得新的审美内容和文化内涵。如后现代艺术对现代艺术的解构，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总而言之，解构经典不一定就是恶俗，重要的是看如何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