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0日，突然接到了西安的朋友蔡小枫打来的电话，说：炎林在今天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得我目瞪口呆！时光荏苒，炎林已经走了一周年了。

　　曾记得2010年秋，他从山东东营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力邀我去东营与他相聚。我便答应了他。借进京参加“水墨演义”活动的机会，我顺道便去了东营。他与老张（一位当地的藏民）都亲自来接机，见面以后，他马上张开胳膊熊抱了我——几乎每次见面都是这般热情。这次见面，虽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但我们无所不谈，甚是融洽。临别的那天上午，天刚蒙蒙亮他就出了门（说是去窑场画磁瓶）。怕惊动了我的美梦，他离开的时候，竟没有一点动静。等我起身来看，房里已空无一人。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此生的最后诀别！

　　我与他相识也晚，记得是“陕西东征”（“陕西当代中国画展”巡展南京）那一回（1997年），我与炎林、立柱等几位“陕军干将”在南京东大门（中山门）内的“博雅”画廊见了面，一番神侃，竟是一见如故。从此我们便成了画坛知交。3年后，他向我约稿，我慨然应允，提起笔来，2000多字竟然一气呵成！这在我爬格子生涯中算是件罕见的事。不久，在潘扬的主持下，他就携新出的画册（《表现主义水墨画家——王炎林》）来到苏州办展（同行的还有贾平凹、邢庆仁）。我被邀专程赶去苏州捧场。可在“吴门”重地——苏州，像他这些粗头乱服般的大作自然是难获好评。我在座谈会上为他和邢庆仁仗义执言，从当代表现主义的角度对他们的艺术给予了充分肯定。我的慷慨陈词竟然也感动了王炎林。后来，他只要是见我，就会说到我那次在苏州如何如何地仗义。

　　其实，我俩都是性情中人，所谓的知交，其实也就是心气相投，惺惺相惜。这一点，除了表现在艺术观念方面，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后来，他与蔡小枫一起发现了杨兴文，又向我作了推荐，还把我拉了过去，陪我一起去华阴一处军用农场找到了杨兴文。果然，我也被眼前的这位军人和他的大量狂放怪诞、不拘一格的作品所打动，把杨兴文推上了当代表现主义水墨大舞台。他向来乐意助人，一副古道热肠，于此可见一斑。

　　炎林本是学油画的，毕业于西安美院。毕业后，长期从事油画和舞美创作。不知从何时起，他喜欢上了彩墨画，画了近30年，且大都是浓墨重彩，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彩墨“信天游”。可是，他的这些彩墨“信天游”却无法用传统审美理念和所谓的笔墨规范来加以定位、评价。他甚而就是在“破坏”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种种“规范”。因而，他是一位中国画的“反叛者”。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他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当代表现主义水墨画的实践者。他上承历史上的王洽、梁楷、青藤、八大、金农……近继林风眠、关良、石鲁的传统，真真切切地做到了在每一幅作品中体现了“血的喷洒，情的激荡，神的飞扬”！因而，他的彩墨画比在当今画坛上泛滥成灾的那些无病呻吟、装腔作势、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追名逐利的所谓“正宗”中国画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中国当代需要表现主义艺术，这几乎就是一个不争的话题。当年，林风眠就说过，传统笔墨最可能的出路是：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也曾大力提倡过表现主义艺术。其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社会有着丰厚的表现主义艺术的生长土壤！众所周知，“长安画派”中的最重一脉就是石鲁所带头实践的“黑、野、乱、怪”——表现主义艺术。梦魇和白日梦曾长期地纠缠着炎林的心，可以说这就是他创作的主要精神资源之一。除此，他也常常深入民间探访，尤其着迷于“社火”一类的活动，并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也可以说，他是一位草根艺术家。但他却从不简单地模仿生活，而是把生活和民间艺术的营养吸入他的内心，再加以发酵并最终酿造成了醇香的烈酒或甜酒。他的表现主义彩墨画，既体现了大我的胸怀，也体现了小我的情致，既可以是急风暴雨般的狂扫，也可以是和风细雨般的滋润——他原本就是充满了矛盾、且内涵丰富的人。炎林用他近30年的实践和大批的彩墨佳作来为他自己定了位。呜乎，炎林！你已不用遗憾！你的一生已够精彩，你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已够丰富。还有，众多的朋友和后人，一定会把你的种种铭记在心窝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