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文章并非大部头的专著，我学不会也不愿意用貌似学术的辞藻掩盖个人的孤陋，当然也更没有必要在读者面前借着“夹生”的话语一味高调地纠缠。因此我想，作为已连续刊发4篇的“消毒文”，恐怕是时候画个小小的句点了。这犹如医治，从表面上触目的伤口入手而逐步深向根本的痛疾，最终又总是希望能经济、高效地药到病除、里外调谐。于是，尽管自认为应该不算那种好治“不病”的啰嗦庸医，但我还是要感谢大伙儿对我多日来的包容。

　　我总的观点，就是期盼行业内真正而切实的建设的彻底勃兴。当然，我也深知，“设计”本身有着一种非常武断而执拗的“个性”：它强调某种“抽象”的实践，有时甚至还易于不自控地将之等同于利禄和官爵的买卖与交易。

　　在这个靠劳动致富的年代，正如俗话说的，我也不反对“取之有道”的操持，但令人扼腕的却是“谋利的人多，见义的人少”。而“设计”，往往更被裹挟，“变着法儿”地成了别有所图者的“帮凶”。

　　所以我能够理解行业内那些正直的实干家对于精神属性的“疯狂追逐”。他们在尽了基本的“设计师”职分后，对所谓“要密切地与市场接轨”的“阔论”却又弃若敝履——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清净的心灵归宿，唯有将“设计”摒除，而大谈“艺术”。

　　他们也不是只知“坐论”、没有建设的懦夫。事实上，从我粗浅的观察看，悄然隐没于人群间却“大有作为”的设计者，毕竟还是社会的主流与中坚。当然，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的一种狡猾的规律，正如尽人皆知宝爱的宋元旧椠、法书名画并不一定代表了当时社会创作、审美的最高造诣那样。的确，我想说的还是这么一个问题，即设计同样也是把双刃剑：精巧如骇客的帝国，其中还是会有黑暗与污垢。

　　所以，我接触到的不少特立独行的设计师、工艺家，是在无奈中选择了“艺术”。当然，我也曾经多次讲过，现实里并没有什么“彼岸”。如果说有人非得固执地认为古代就是美好的，那他们的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也仅是一厢情愿地觉得“艺术”就是能够渡人的“方舟”……

　　是啊，此种心绪真的颇堪玩味。近些年来，设计从业者的社会地位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的确大有提升，可是又并未因此而在行业内外催生出一个尊重设计人的良性氛围。当然，这里也有不少原因出在我们自身，但个别人面对生活时那种做作的“自轻”，的确又令很多后来者备感凄凉。于是，外间便有了一种声音，将设计本身“门槛低”的优点说成了可被苛责的重大缺陷。而我们自个儿，也专情于向所谓的“艺术岸边”靠拢，企图尽快地“由黑洗白”。

　　或许轮不上我来做如此的表述，但假如试着反过来看看，“艺术”何尝没有用到“设计”的地方？我在数次参加当代艺术界的活动时都曾提起过，且不论那些观念艺术、前卫艺术、装置艺术、媒体艺术，即便是油画、雕塑一类架上的表现形式，除了各门类间不可替代的技法和载体外，其实最后真正比拼的还是被称作“意匠”、“构思”的“设计”。所以，设计界某些人特为主动而迫切的“上岸”行为，实际还是向所谓“高级形态”徒劳无益地看齐，是“自卑”和“底气不足”的表现。

　　我在第一篇“消毒文”中便坦言，“设计学”尽管不是一门“十三不靠”且满脸抹着“万金油”的伪科学，但其在现代背景下的自身整体学术框架，却因为太年轻而并未完备地搭建起来。故此，我们自然需要借鉴，但这既不是瞅着其他学科的脸色，也不是给自己不断地披上一件又一件的虚荣外衣。

　　当然，有必要为前面的文章做另一点补充说明的是：在面对设计与理论、设计与实践问题时，我们的作为与其他的行业也没有多大的差异。我们尚无能力为将来成熟期的设计学预设一个尽善尽美的知识体系，那么将之作为某个具有共性的“大箩筐”又何尝不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只要这个“箩筐”不滥情、不保守，也不苟且、不势力，能在持续的操持与思索的碰撞下谨慎剔除其内种种“碍物”，那么就势必会编织出一个理想的“生存”。

　　至于我所勉力写下的，只是为了避免其因霉菌噬朽而做的必要“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