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美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都不约而同地举办了高层次的水彩画展览。这是一次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水彩画艺术的检阅。水彩画是以水为媒介，调和透明的水性颜料在纸本上作画的一个独立画种，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以来就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美学价值，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成果。该画种所具有的透明、水韵、彩味、笔意和诗境等独特的艺术内涵和形式魅力在艺术领域独领风骚。尤其是它的透明感所造就的艺术感染力满足了人类视觉快感的需要，也是其他画种所无法比拟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水彩画与中国以宣纸为主要载体的水墨画相亲；与西方人创造的以油画布为主要载体的油彩相动，它在东西方绘画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可以直接在这个领域相遇、相交、相撞，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繁荣景象。

　　当我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水彩画，会发现水彩画艺术之所以会得到广泛的传播、继承和发展，学院的水彩画教学功不可没。我们回顾历史，17世纪英国的保尔·桑德比，正是因为他在伍尔维奇学院和皇家美术学院担任首席绘画大师，把以功利为目的的地形图水彩画，推向了吟咏自然色彩之诗的抒情主义水彩风景艺术。在中国，18世纪末，清政府颁发的《钦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了水彩作为图画课的一项重要科目步入了中国的普通教育体制。比如南京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浙江的两级师范、北京的高等师范等都开设了水彩画课。而从1922年起，我国的小学课程中水彩正式步入普通教育的殿堂，为中国的水彩画艺术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从此，这个科目的学习和训练手段成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色彩艺术的启蒙，所以，这是有重大价值的画种，正是这种文脉和薪火从学院教育的途径得到代代相传。以1928年建立的国立艺术院（即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为例，早期担任过水彩画教学的就有林风眠、王悦之、关良、李剑晨，解放后又有倪贻得、潘思同等，而在这批老师的教学训练之下，又衍生出吴冠中、王肇明、吴德隆、杨云龙、席德进、乌密风等几代水彩画家。他们先后在北京、广州、杭州、南京、沈阳、台湾等全国的各大美术学院或师范大学起着母鸡般的孵化作用。而今天，活跃在中国水彩画坛上有成就的水彩画家也大都在教学岗位上。无论是作为基础训练的水彩，还是作为主题创作的水彩，或者是作为专业发展的水彩，学院派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总体上呈现出强大的学术力量。

　　学院派一词，回顾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雅典，有拉斐尔“雅典学院”油画作品为证。15世纪后期，随着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复兴，学院派重新流行。16世纪意大利卡拉奇家族3兄弟创立了工作室，被称作欧洲真正意义上美术学院的开始，建立了完整的教育规范和程序，形成了欧洲古典学院派模式。其主要的功绩是将散落在希腊、罗马的美术实践经验和古典传统完美的规则加以澄清和梳理，人类开始真正用心去认识美术为何物。至今，学院文化仍是最为理想地体现了人类知识结晶的场所。我们讲的“科班”意即正统，古今中外的大部分著名水彩画家都有学院教育的背景。学院派的水彩画力量，是一般业余或个体水彩画家所无法比拟的。首先，学院的学术环境、学术气氛、学术视野、学术研究和充盈的图书馆资料，为水彩画的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使得水彩画教师的艺术修养的积累和艺术视野的开阔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学院派的水彩画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有循序渐进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和训练手段，水彩画艺术以科学精神作指导，有很强的技术含量，这种有计划和有规律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在别的场所很难实现。由于水彩画的材质特性，这种训练的方式，极大引发学生们对艺术本真的思考。简言之，学院派水彩画艺术不但期望以群体性的心意和力量把视觉的创造融入整个当代的美术主潮流，而且还自觉地将学院传统的理想境界作为艺术的旗帜。尽管中国的学院传统不逾百年，但除去固有的传承特点之外，还程度不同地受到欧美、日本、苏联的学院体制的影响。学院派水彩注重艺术技巧，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完善和规范，要求从作品中能体现出不同于一般水平的严格基本功训练水准，高尚的艺术修养和造诣，只有训练有素并有良好语言功能者，才能正确表述思想，纠正粗制滥造，深入研究视觉艺术自身的形式逻辑关系，并把握其自成一格的传递媒介，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特点。

　　当然，作为学院派的水彩画教学体系除了“授业、解惑、传道”的三大责任之外，要求我们的高校水彩画教师，有当代意识和使命感。不能停留在工匠式的劳动上，也不是一般水彩画家的孤芳自赏，我们的教师要有高品位的审美修养、要有完备的理论体系，除了本身过硬的基本功之外，要以培养优秀学生为己任。一部艺术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作品本身的历史，其价值取决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作为学院派的水彩画是水彩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彩高校的水彩画展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