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篆隶，魏晋章草，唐宋行楷，明清金石……书体代代开拓，各体完备；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变……书风时时变化，名家辈出。书法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中，都与实用性密切相关。书法的美恰恰在于将汉字的美学内涵充分表现出来，并不断赋予其延续发展的文化精神内核。严格地说，在古代，并没有专业的书法家，历代长于书法者，无非是将实用的书法“玩”得更为得心应手的文人雅士。

　　这种局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打破，欧风美雨，西学东渐，铅笔、钢笔、圆珠笔等各种硬笔替代了传统的毛笔，毛笔书法失去了其具有广泛性的实用意义，在实际生活中慢慢失去用武之地，面临式微的境遇。所幸的是，经过一个时期的沉潜，毛笔书法因其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发展潜能，在这一社会潮流中不但未被遗弃，反而促进了它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确立自己新的位置，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书法在高等教育中更是被建设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

　　作为一位全国最早开展书法高等教育的高校的资深教授，王冬龄先生30余年来立足于书法高端人才的培养，更以自身的书法实践，为书法的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冬龄认为，书法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完善，每跨越一步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书法贴近当代人的情感，让书法的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中，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989年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王冬龄赴美国讲授中国书法，为该校及加州大学教授，并在哈佛、伯克莱等20多所大学举办讲座与展览。在国外几年的教学与交流经历，使得王冬龄的艺术视野大为拓展，这对他在今后的“现代书法”领域的奠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从那时起，他对书法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从单纯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引向了中西融合的汇通精神。1998年，王冬龄参加了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中国二十世纪艺术大展”后，和中国美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中心”联袂举办了“花非花”等一系列创作陈列，出版有关文集，又积极组创“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在王冬龄看来，书法可以从服装、建筑等姊妹艺术领域汲取营养，做一种跨界的尝试；可以与现代的新兴媒介相结合，使得书法在公共艺术空间中发挥作用；也可以在内容方面，突破以往书写诗词歌赋的局限，加入现代歌词、新诗等新的题材。从他近年来展出的作品看，“花非花”、“书非书”、“秋水波”、“缱绻”、“醉花阴”、“明月”等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突破传统的书法形式，强调图像式的层次和书法水墨的丰富变化，达到心手双畅、文质彬彬的艺术境界，是对前人的一种挑战，拓展了对书法本体的艺术视野，引导着一批在书法中勇于开拓创新的书法人的前进方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冬龄的智慧在于在这种不断尝试、不断追求的道路中，始终坚持着对传统书法的传承，不断提升着自身的传统修养，这恰是当下一些书家在盲目求新求变中最容易忽略也是最致命的一点。

　　王冬龄先生的书法，为世人熟知、也是最卓有成就的，便是他独特的大到几十甚至上百平方米的狂草。对“大”的追求很大程度缘于当代展示和欣赏方式的转变。纵观中国书法史，南宋以前的书法作品大多是手卷形式，纸张的尺寸有严格的规定，大型屏风上偶有书法作品出现，也只不过是屏风画的一种陪衬而已。手卷小品式的书法作品适合在桌案被文人士大夫把玩摩挲；到了南宋以后特别是明代，由于建筑形式的改变，原有的矮墙低檐向敞开式的大型廊堂式建筑空间转变，原来 “字字珠玑”的书法作品已经满足不了展示形式的需求，欣赏方式也随之改变，作品的尺幅随之有所增大。时至今日，各大美术馆和展览馆的展示场地有着更多更大的丰富空间形态，人们的欣赏方式再一次产生变异。王冬龄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点，他决定突破！

　　而选择草书大字为对象，与其说是他的一种追求，不如说是他的“宿命”。古代留存至今的法书名作浩如烟海，但大字书法作品为数却不多，而且以真书为主，往往不会涉及行草。究其因，行草需要在急速的运动过程中展现极为丰富的用笔变化，把握字的结体和整件作品的章法，写得越大，越需要超强的体力和掌控力，其书写的难度不言而喻。为此，王冬龄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断尝试，在用笔、结字、章法等诸多方面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技法体系，再加之其潇洒浪漫的性情，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欣赏他的大草作品，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林散之先生曾经赞扬王冬龄的草书“有奇气”，概括得极为到位。书法所谓的“势”是比较抽象的，它深入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当中，在各种艺术形式上都有所表现。但是如果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或许会对“势”的把握更加明确一些，即在静与动的矛盾中表现出一种运动的趋势，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宏伟壮观和自强不息的生命感。王冬龄杰出的创造力使得他的草书作品在急速的书写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不确定性，一种开合有度收放自如的空间关系表现突出，给每一个欣赏者都能带来一种畅快淋漓的艺术享受，也使得王冬龄自己的性情得以充分展现给大家，让欣赏者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书法家的深厚功力和创作激情。观赏王冬龄的创作，无论是仅有三个字的“共逍遥”，还是 “老子”五千言的巨幅作品，那种排山倒海、龙腾虎跃的磅礴气息，都深深地蕴藏在紧结有力的点画之中，让人几不自持，叹为观止。为了保证大字草书在气势不被削弱，同时还要展现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作品不显得率意恣肆，王冬龄在古人草书技法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从而解决了书法既要服务于当代的公共空间，又要保证传统艺术文化中蕴含的人文气息这样一组看似矛盾实则相互生发的关系。

　　大型草书的书写过程，是王冬龄书法创作的重要有机部分。这是王冬龄顺应时代的另一突出贡献。历来的书法创作都是以作品为欣赏对象的，书写时偶有旁观者也多是书家的书童、弟子或三五好友。而王冬龄将当代媒体艺术引入书写过程，并通过电视、网络、公共空间等多种媒介，将他的大型草书创作打造成了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使得书法艺术超越文人案头的小格局，而演绎成行为艺术，在公共的场合展现给更多的人欣赏、参与。近年来王冬龄时有为某一特定大型展览空间量身书写大草作品的壮举，他将这些创作过程变成一场场大型书法创作展示，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书法爱好者和媒体人士。在几十平方米甚至上百平方米的特制宣纸上，充满才情与激情的王冬龄手握定制的大笔，从容挥洒，向所有人展现出了自己对于书法极富创造性的诠释，让所有人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位艺术家的魅力、书法的魅力。其惊人的控制能力和艺术才华更是让人拍案叫绝，感叹不已。更重要的是，透过王冬龄的大字书法实践，我们看到了深深扎根于其内心深处的传统艺脉。其实，所有见证他激情的人已经无意识地“被作品”了，此时此刻，“你们”、“他们”、“咱们”都成了王冬龄书法的一部分！

　　王冬龄种种看似奇绝新颖的对书法的诠释，都隐含着他背后付出的艰辛努力和深厚的传统内功。王冬龄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在校期间受到沈子善先生亲手指导，又有幸拜入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门下，成为其入室弟子。林散老对王冬龄青睐有加，对他已有的书法修养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为他今后的书法道路做了很好的铺垫。1979年王冬龄又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成为该校也是全国首批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师从陆维钊、沙孟海诸先生。陆、沙两位先生同样对王冬龄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他对自己的书法艺术发展之途更加清晰，其书法的独特风貌也逐渐显现出来。如果说林散之先生给王冬龄带来的是帖学上的滋养，那么沙孟海先生则是在金石气息上对王冬龄有所影响，而陆维钊先生碑帖兼善，同时丰富的创造能力也给王冬龄的创作注入新的力量。名师的指授亲炙，数十年的临池笔耕，奠定了王冬龄深厚的根基与对传统艺术透彻的领悟，而这正是王冬龄笔走龙蛇进行大字草书创作的前提。

　　王冬龄注重将自己的艺术创作放在历史和社会情境变迁的大背景下去思考，这是一种艺术家非常难能可贵的艺术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与人文担当。对于艺术家来说，开始“文化复兴”的当下是个好时代，但也是最容易迷失自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充满各种诱惑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艺术家如何保证自身的艺术涵养不被外在的事物所玷污，艺术的追求能够承古启今，继往开来，所完成的艺术作品既能符合时代的需求又能体现艺术本体和自身价值的独特性……凡此种种，或许我们可以从王冬龄先生的大字草书创作中得到鲜明而肯定的答案。

　　我们喜欢“书非书”的融合，给人力量！

　　我们喜欢“被作品”的感觉，让人亢奋！

　　我们喜欢“王体狂草”的意境，令人陶醉！

　　我们喜欢王冬龄的创作，引人期待……

　　辛卯木樨开候于湖上养正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