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西泠——陈振濂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展”给我们的最大刺激，还是在于它的“阅读”。

　　从清末民国以来，书法作为艺术的发展，使它更多地关注视觉形式语言的开掘而失却了对文章内容的关照。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鉴于书法已经作为“展厅艺术”主要供人观赏，因此对书法的形式、风格、流派、技法的追索，当然就更是被赋予最重要的地位，成为全书法界衡量一切的标准。每次书法展览的评审，基本上是立足于技法大比拼，书法创作是否优秀，竟被简单地置换成书法“技法”是否优秀。而技法以外的文化内涵、书家的特定思考、创作的构思与主题等，却无一例外地被忽略了。

　　正是基于此，陈振濂先生从2009年“线条之舞”、“意义追寻”开始，即不遗余力地倡导“阅读书法”，希望重振书法本来即有，却在近年被弱化的文字、文辞、文献、文史、文化等综合内涵。如果说2009年“线条之舞”、“意义追寻”是局部地展示“阅读”的魅力，那么2010年“大匠之门——陈振濂眼中的名家大师”展览则是专题性地展示了“阅读”之于书法的不可或缺性。这次“守望西泠”，又是更加全面、大规模地展示、倡扬“阅读书法”理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一次成功实践。108件作品围绕一个“阅读主题”——西泠印社社史，以各种摘录、提示、评论、阐释、考证、推演……对西泠印社百年社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换言之，这个书法展，不仅仅是供观赏的，还是在文字内容上有意义的，可供品读的。

　　书法书写的是文字，文字就可识可读。当书法成为艺术进入“展厅文化”之后，如果抛弃了文字的可读性，仅仅关注笔墨技巧或形式风格，那么一个观众去看书法展所获得的收益，与看一次画展、雕塑展并无不同。而这样一来，书法展的魅力就是可被取代的，是不具备独特性的。倘若如此，这必然是当代书法的失败与书法家的无能。而要保证书法的魅力不被画、雕塑所取代与置换，唯一需要坚守的，正是这文字的“阅读”。绘画不能“读”只能“赏”，但书法因书写文字，必然是可读的，若再从“阅读”与文字、文辞、文献、文学伸延开去，则又可指向浩瀚博大的文史与文化。30多年来，中国书法飞速发展取得了显赫成绩，但正是这艺术一翼的辉煌，掩盖了人文精神一翼的衰颓。陈振濂先生“守望西泠”展览坚定不移地奉行“阅读”的创作理念，涉及西泠印社社史结点处则点题拈出之；面对被忽略的历史珍贵文献资料则摘录强调之；寻找到新发现的考证成果则阐述发扬之。一个展览，几乎就是用书法艺术的形式技巧来表现西泠印社百年历史大梳理的脉络，是一部形象鲜明、主题清晰的立体“大书”。例如，我们完全可以把“守望西泠”展览中实际场景所包含的信息量与文史涵义，媲美于百年社庆时陈振濂先生主编的《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与《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两部大书。正是这样雄厚的史料支撑，正是这“左图右史”的丰厚与立体，为陈振濂先生的“守望西泠”展览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

　　书法展览依凭文字书写而进入“阅读”，对当今书家在综合素质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诚然，写唐诗宋词并不一定是不讲究学问，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以下，用书法抄写唐诗宋词的并不在少数，但同时他们也有大量的诗稿、札记、文牍、判案、日志等传世，并以此构成其学术、艺术或社会政治生涯的清晰轮廓。而今天，书法已经从实用书写中退出，书家满足于仅抄录唐诗宋词，而自撰诗文之能力不断退化。在此时，陈振濂先生用108件书法作品组成的“守望西泠”展览，来明确倡导“阅读书法”，就具备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时代紧迫性。这并不是用“阅读”来否定“抄录”，但却要求当今的书家努力补上诗文撰述的一课，以其综合能力为文史阅读提供书法艺术的支撑：既可有大量“抄录”，如文征明、徐渭、董其昌、王铎，又更多的是“阅读”，即以书法来记史述事，为后人留下大量珍贵的“此时”、“此地”、“此人”、“此事”的文献。这样既兼容书法艺术形式技巧的优秀又蕴含文字记述证史论事的卓绝。倘如此，则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才可以说是健康的、全面的，文质彬彬、心手相应——“心”是 “记述”、“阅读”和“我手写我心”；“手”是出色的笔墨技巧与卓越的视觉形式。两者互动互生，此乃真正的书法本义所在。

　　“守望西泠——陈振濂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展”给当今的书家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与目标：书家必为艺术家的同时，还应是饱读诗书、满腹锦绣文章的文人学士，而非仅是技术高超的艺人，这才是书法真正的人文精神所聚。纵观古来有成就的书家，有哪位是仅以一技立身？不都是出口成章、下笔千言的饱学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