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惇先生的《中国印论类编》对近千年来中国的印论文献作了全面的梳理和分类，它的出版，不仅在古代印论文献上具有一种新的里程碑意义，同时也必将推动对中国古代篆刻史和印论史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印论，发端于宋元，至明清而极盛。万历30年以后，学者为印人谱录写序作跋，流为时尚。文人以篆刻为玩好，往往发为议论，作为各种形式的印说、印话，几成一种专门之学。黄惇先生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印论史》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印论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大空白领域。在这本书中，他对古代印论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还原了许多印论的历史真貌。在印学理论这个被当代学者忽视的领域，黄惇明确地提出，篆刻艺术有自己的《文心雕龙》、自己的《书谱》、自己的《历代名画记》。他认为，明代万历年间周应愿的《印说》，就是印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印论著作。它代表了当时印学界对印章审美的认识，称得上是这一时代的“标帜”之作。但在历史上，此书后来被杨士修节录为《周公谨印说删》，被赵宧光删节为《篆学指南》流传于世，甚至被移花接木，伪托成明代何震的《续学古编》的内容，而周应愿《印说》本身却少有人知。当我们原原本本地读到周应愿的《印说》以及许多今人不知的古代印论时，真的非常感谢黄惇先生对古代印学论著的发掘之功。

　　现在这本百余万字的《中国印论类编》，是黄惇先生近30年在印史、印论领域辛勤耕作的丰硕成果。黄惇先生从1982年读研究生时起，就开始对历代印论资料作全面梳理摭选。自有文人论印始，直至近代，从历代印论专著、篆刻专著、印谱序跋，到历代文集、诗集；从笔记闲札、丛书汇编，到佚本、抄本、手札，皆广事采访，旁搜远绍，发掘了大批印海遗珍。因此，这部《中国印论类编》取材之宽、文献量之大和作者之众，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印论类编》的著录方式，为分类汇辑。而所收文字注重章节的完整，力避割裂章句、掇取片断的陋习，汲取了古人所称的“裁篇别出之法”之“别裁法”。这种著录方式，突出了学术自身的历史性和系统性，是我国古籍整理中的优秀传统之一。搜集群书，广征而博采之；汇萃众说，精审而详择之，这种学术文献资料的汇编，使人阅之而能明其原委流变，使博大深沉的学术有条理可循，使散漫难求的书籍有伦类可归。初学者可以据此获得系统而完备的知识，博雅之学者也可以藉此而启发新知。学者欲参考一事，展卷可通古今之变，辨流派之别，明沿革之详。其学术宗旨并不是简单地保存历史上各家著作的全貌，而在于从学科的立场，从研究者和创作者的需要出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古代印论的整理更切实用。

　　《中国古代印论类编》在每个大的篇目面下，都有提要，说明分类的目的和阐释编者的印学观点。对所选资料述其背景，寻其渊源，明其价值。提要的文字虽短，但于平实简易中，辨别源流，提示精要，简赅而精当，学术研究和印章创作两方面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迪和引导。这又充分显示了黄惇先生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两方面的优长。黄惇先生既是当代一位杰出的篆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治学经验，统摄和裁汰历史上的印论资料，其意义就不单纯是集辑资料，而是在资料汇编中注入丰厚的学术内涵，从而把资料汇编的学术含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前人所未及的。

　　关于本书的校勘工作，也很值得一说。古代文献的整理，其校勘的难度和工作量决不低于编纂。汉人刘向校书，重视兼备众本，彼此互勘，以定正误讹谬。黄惇先生继承了古人精编精校的优良传统，于所编资料力求搜集每一种不同的版本，彼此互相比勘，较量异同，慎审优劣，决择去取。而移录正文时，以善本为主，并于篇末注明所依版本。凡遇可疑文字，必博求诸本，征诸相关文献及印章实物等资料，磨勘再三，方予定夺。个别字句则依择善而从的原则，据他本或相关史料改正和增补，或有异文足资参考者，则出校记注明。遇有艰涩冷僻或有歧义处，则加上简注，由此匡正了大量陈陈相因的讹误，这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对中国古代印论展开研究，虽然从近代学者就已开始，但真正使中国古代印论成为一门专学而予以系统研究，是黄惇先生开创的，并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印论类编》是黄惇先生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坐标，作为中国古代印论系统整理和科学分类的奠基之作，它必将扩大古典文艺研究者的视野，亦将促进篆刻学，进而延伸至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同样，其对当代篆刻、书法等创作的理论认识和创作规律的把握也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