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教育”，这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或许从学术角度论并不全然准确的有趣名词。尽管未必周延，但透过它我所关注的，是对于人手的，一种基本的美的创造力的训练。当然，我也绝非实践操作领域的专门家，想谈得更多的也不是如何训练双手，而是关于其在近代以来的时空关系方面的“小问题”。

　　诱发我思考的最初起因便是希图研究清楚，在中国古代作为一名成功匠人或名手，他早年的训练是如何实现的。这里的“成功”，断非现今“厚黑”式的所谓“成功学”的概念，尽管古代工匠的操持中多少也包含了为谋生而不得已，甚或不择手段的怯懦、狡黠与投机。遗憾的是，他们竟也实在是一类被“伟人的历史”所刻意抛弃的角色。作为后代的我们，除了能够稍微直观地欣赏到那些无名者所制造，被“大人物”所“珍爱”而偶然保留下的美的物件外，其他的一切信息，都几乎付诸阙如。

　　据我所知，现代历史学的研究者自民国肇建后，基于一种人权主义和民族、民主的观念，也分外渴望从所谓“三百六十行”的流变中抽绎出更多可靠的线索，继而还原民众赖以生存的手工行业的真实面貌。于是，民国时期，最见效的关于匠人等层面的研究，是在受到西方政治制度史影响下而开展的就“行会”模式的考辨。这也一直延伸到了当代，只不过讨论的范围从政治制度已经拓殖向了经济制度，从行会的组织关系迈入了社会的结构格局。但这种趋势，在个别人的笔下，事实可能又是将申说的角度从“作坊”重新拉回到了“庙堂”。

　　民国以来还有一条线索，即在实践教育上大力推行“图案课”与“工艺课”。当然，这两种叫法当时的含义与现今已经不同了。熟悉民国美术教育史的人或许晓得，它们所指的内容基本涵盖了今天抽象意义上的“工艺美术”和“设计”，只不过相对于当前的“电子潮流”，具体内容还只是一种现代的萌芽罢了。但，当满清统治被推翻，在民粹式的革命者心中，对于“新民”双手的训练，仍是通过一种形而下的“旧式”来完成——回顾那段变动的岁月，本质上与西方相当的时期一样，精英们最终选择了中性的，作为“孑遗”的“手工”而挑起新的教育重任。

　　不过，彼时作为“孑遗”的手工，在封建制下怕只是女性和底层男性的“专利”，他们主要借之消遣时日，或是直接谋生，而现代教育对于“手工”极端强化了归于善性心灵的思想诉求。换言之，革命家们所企图实现的，是在以现代方法承继并改造过封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后，以最美好的教育的独特方式，表达为“良性-良心”造物的最大可能。而在我们所操作的体系内，称得上这类“孑遗改造再生行为”的“活化石”的，就主要包括幼儿园、小学以及初级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大学中的美术和工艺教育。

　　是“教育”本身的善的属性要求教育者正视“手工”的某种粗劣并对之进行合理改造，而作为培养教育者的师范教育，以及作为培养最年轻新人的幼儿园、小学，在某种程度上应持续地受到这类善的规范的严肃“控制”。相反地，目前我们其他的教育形态，包括高等且专业的院校教育，特别是某些没有美术教育传统的综合院校，他们彻底地将善的因素摈斥，转而与一味追求无止境的功利靠拢，人手的训练结果是令其成为“恶”的工具，什么向订单看齐、向工作看齐、向效益看齐，无疑是想让那些不好的低级“典型”沉渣泛起。

　　当然，师范教育作为“手工教育”的可能唯一的净土，随着近十数年来的发展已陷入了绝境：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显然在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下，已经几乎难见到充满历史感和时代性的独特而优秀的个案了。“历史感”就是在“孑遗”的基础上涤污取精，“时代性”就是能够既对于“孑遗”的“精”的部分有推动，同时又能在发展层面上对其他院校起示范。

　　或许是因为家庭的缘故，我对师范教育曾经充满了无限的好感和期待。但眼下作为局外人，我首先感到的却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担心，若在不远将来，作为教育者的阵营都沦陷了，那么我们这些“被教育”的又能怎样自全？